《瀛环志略》与《海国图志》虽同属世界地志，但体例更趋严谨。《海国图志》因系资料汇编，书中兼存各家之说，不少材料内容重复，有些尚未经过充分消化，以至对相互矛盾之说有时也缺乏自己的论断。（28）《瀛环志略》则已将所得资料融为一炉，全书不足十五万字，地图四十二幅，以图为纲，较系统地介绍了世界近八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地理、历史沿革和经济文化、风土人情。其繁博固不及《海国图志》，却浑成一体，选用地图亦较准确，给人以明晰而较完整的近代世界地理全貌。
    其次，内容上，《海国四说》与《瀛环志略》也有较前人深入之处。除介绍西方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情况外，还对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制度作了更多的记叙。如《合省国说》中，梁廷枬对当时最先进的美国民主共和政治作了重点研究，以相当赞许的口吻详志其总统轮换制、议员选举制和三权分立制等，对其司法制度乃至律师出庭情形等都作了较详叙述。《瀛环志略》也论及英国的议会制度说：“都城有公会所，内分两所，一曰爵房（即上议院），一日乡绅房（即下议院）……国有大事，王谕相，相告爵房，聚众公议，参以条例，决其可否，复转告乡绅房，必乡绅大众允诺而后行，否则寝其事勿论。其民间有利病欲兴除者，先陈说于乡绅房，乡绅酌核，上之爵房，爵房酌议，可行则上之相而闻于王，否则报罢。”（29）梁廷枬还特别提到英国史上的《大宪章》，认为它是形成近代英国立宪制的历史渊源之一。1215年英国《大宪章》的确立，削弱了国王法庭权力，是英国史上的重要转折。这一史实。当时中国人的著作极少提到，梁廷枬则指出：“至若翰（即约翰）性暴戾，虐遇其众。教师因民情不忍，聚众困迫之，国内旧受封爵者亦群起围所居，不得已与民约，凡事听氏自专不问，沿为风俗。”（30）上述介绍，使人们由此看到了一个与“天朝”制度迥然不同的西方近代世界，加深了对资本主义社会面貌的认识。
    鉴于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侵华的日益加深，《海国四说》和《瀛环志略》都继承了近代以来世界史地研究紧密结合现实的反侵略思想传统，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性及其兵势强弱和外交等情况作了进一步考察。
    梁廷枬在论及美洲的开发时说，欧洲人“初至时，其地已先有土著如中国之苗者十数万人……各国商船始不过以贸易至，货尽即行，继侦知其力弱谋拙无能为，又人少土旷，谓可夺而有之……各国遂先后劫以兵而分裂其地。”（31）指出了美洲早期殖民运动的侵略实质。同时，他对英国殖民者在东方灭印度、攻缅甸、占南洋群岛的侵略活动也一一作了揭露。徐继畲在《瀛环志略》中分析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间纵横捭阖、勾心斗角的关系，认为英法曾反对过沙俄吞并土耳其的阴谋，但并非真出于什么保护弱国之心，而是因为土耳其所据地位十分重要，倘若沙俄阴谋得逞，“则地兼三海（波罗的海、黑海、地中海），于欧罗巴一土已扼其吭而拊其背矣。彼且治船炮，阅形势，一旦拥十万之众，卷甲西弛，诸国其能宴然已乎？故英佛之存土，非爱土也，惧俄之兼土而事未有所止也……欧罗巴情势颇类战国，故纵横之谋，有不期然而然者。”他还批评葡萄牙殖民主义者贩卖非洲黑人的可耻行径，谓其“竟以贩鬻人口为利薮，则尤不足道也。”（32）表示十分憎恶。这些见解，都较前人为深刻。
    《海国四说》和《瀛环志略》对世界史地的研究能比前人深入，并不是偶然的。虽然这两部著作的出现距第一次鸦片战争仅几年时间，但正是经过短短几年的痛苦摸索和斗争实践，加之西人著述的日渐输入，中国人民才开始对西方资本主义有了一定了解，并必然会在史学上有所反映。
    如鸦片战争中，一些先进的中国人虽已在不同程度上看到了西方的某些先进优势，但起初不少人都认为这种差距主要在火器上，故林则徐、姚莹等对西方的研究，多侧重于军事、兵员、武器等方面，他们讲“西洋长技”，一般也是指军事技术。只是在经过一段时期的摸索研究后，人们才逐渐注意到经济甚至政治上的原因。
    梁廷枬指出，英美等国国力强盛的重要原因，“实以贸易为本务，所入视农工远甚，统领（总统）之所劝奖者固在此，盖税之所出，国用攸资也。”并认为英国政府采取农器进口免税和国内矿藏“听民自开采而征其税”等政策对发展生产均有积极作用。（33）徐继畲认为，英国之富强与其对广大殖民地的掠夺是分不开的，“其骤致富强，纵横于数万里外者，由于西得亚墨利加，东得印度诸部也。”不仅如此，他还看到了英国经济生活中利归富商而工反贫困的现象，说英国“织布者四十九万余人”，因运用机器生产，“工省而价廉”，“其商船四海之中无处不到，大利归于商贾而工则贫。”（34）这些看法，虽则都未能揭示资本主义国家发达的根本原因，但较之仅从军事火器上看问题，却要深得多了。
    又如对美国民主共和制，魏源和梁廷枬都表示过赞慕之意，但认识程度却有不同。魏源称美国总统制“匪惟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可不谓周乎！”（35）所论较简单。而梁廷枬的认识便深了一步，他说：“予盖观于米利坚之合众为国，行之久而不变，然后知古者‘可畏非民’之未为虚语也。彼自立国以来，凡一国之赏罚禁令，咸于民定其议而后择人以守之，未有统领先有国法，法也者，民心之公也。统领限年而易，殆如中国之命吏，虽有善者，终未尝以人变法。既不能据而不退，又不能举以自代，其举其退，一公之民，持乡举里选之意，择无可争夺、无可拥戴之人，置之不能作威，不能久据之地，而群听命焉……为统领者，既知党非我树，私非我济，则亦惟有力守其法，于瞬息四年中殚精竭神，求足以生去后之思，而无使覆当前之{k524A01.JPG}斯已耳！”（36）不仅论述了美国新型政治制度的作用、特点及其民主选举对监督总统和防其滥用权力的意义，还特别提到法制在其政治中的特殊作用，认为坚持法制，不以人易法是保持其政治清明国力日强的基础。这在当时确是十分难得的。值得注意的是，梁廷枬还在《合省国说》中从地理环境、政治、民情三方面提出了美国民主共和制得以建立的原因，虽然并没有从美国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壮大和民主意识深入人心的历史考察中去揭示真正的答案，但这样来探讨欧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形成的原因，在中国还是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