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余论
    中国近代的世界史地研究是在鸦片战争时期酝酿发展起来的，它以强烈的经世意识和崭新的时代内容登上史坛，在短短的几年中，便汇成了一股富有生气的史学思潮。它之所以能在较短时间内取得较广泛的影响，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具有时代的进步性：首先，它及时反映了鸦片战争时期兴起的“开眼看世界”时代进步思潮的要求。世界史地研究的勃兴，不仅促进了当时人们对世界真实面貌的认识和反侵略斗争的开展，还成为近代早期介绍和输入西学的重要渠道。如其中对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介绍，虽有附会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和儒家学说的局限，客观上却对西方近代民主思想起了某种宣传作用。其次，它已显示出某种近代意义的史学发展新趋势。世界史地的研究，不仅反映了进入近代社会后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重大历史课题，还多少改变了以往中国史学限于以封建社会、主要是帝王将相业迹为考察内容的旧格局，开拓了一个接触和研究新型社会形态--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的局面。
    中国近代社会的大变动性质，决定了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矛盾曲折道路，鸦片战争时期世界史地研究的发展状况也表明了这一点。由于当时中国社会封建地区经济的不平衡和思想发展的曲折特性，各地区、各史学家在认识世界的道路上跨出的步子并不一致。一般说来，在这个大陆国家，世界史地研究在东南沿海较早感受资本主义风气的地带发展较快，一些主要作者大多是这一带人或在这一地区长期生活过，而内地广大地区则仍在封建经济的禁锢下处于风气不开的状况，以至如《瀛环志略》这样的著作起初也“罕行世，见者亦不之重，自东瀛翻本出，而坊肆乃流传殆遍。”这就使少数先进思想家发出的“向西方学习”的呼吁往往被淹没在封建势力的汪洋大海之中，而不能较快地对国家政治、经济生活发生影响。这也是中国传入西学并不比日本晚，而学习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却远落在日本之后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一时期的世界史地研究，还反映出十分复杂的思想斗争。封建立顽固官僚反对“刺探外洋情事”而造成的阻力自不必说，即使在研究者中间也存在着各种思想分歧，如魏源和梁廷枬都承认西方国家技术的长处，但对魏源的“师夷长技”思想，梁廷枬却表示异议，说是“延其人而受其学，失体孰甚？”（37）表现出较多的封建保守顾虑。又如在对待西方侵略的态度上，林则徐、姚莹、魏源、梁廷枬都主张坚决抵抗，徐继畲则不然。鸦片战争中，他看到英国侵略军船坚炮利，便对抵抗信心不足，一再发出抵抗“竟未知作何了局”（38）的悲观情绪，以后更宣扬“夷不可敌”的思想，说中国海岸线太长，对英军进攻防不胜防，“以兵勇血肉之躯与浮沉之巨艇相争拒，鲜不为其炮火所攻溃。”并攻击主战言论为“血性之谈，胪之篇章而甚易；耳食之说，施之实事而多诬。”（39）这种现象，深刻地透露出近代早期社会大动荡中思想界各种新旧观点交错斗争的情状。
    与一切社会思潮和历史现象一样，鸦片战争时期的世界史地研究也有其时代局限性。最主要的，由于当时中国尚未产生近代资本主义工业，这些研究者都属地主阶级人物，长期的封建思想熏陶和现实的经济关系，使他们都还不能脱出封建的眼界，因而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看法不少地方还夹杂着陈腐观念。如梁廷枬在《合省国说》中一面赞扬美国民主共和制，一面却将其视为偶然地理、政治因素的产物，这就从实际上否定了其普遍的历史意义。当然更不敢去谈学习了。徐继畲还认为欧洲人所以长于制器，与其居地“在乾戌方，独得金气”有关，而非洲之所以较落后是因其他“以八卦方向视之，正当坤位，其气重浊”之故。甚至断言美洲开凿巴拿马运河的宏伟计划难于实现，因“两地之限隔，天地之所以界画东西也。今欲以人力凿之，不亦傎乎！”（40）这就表明，站在封建立场上，去观察分析近代世界，特别是资本主义，总不免如隔雾看花，受到极大的限制。因此，要把世界史地研究推向较深阶段，只有在国内近代资本主义逐步发展起来和资产阶级史学产生以后才有可能。
    注释：
    ①李兆洛《海国纪闻序》，见《养一斋文集》卷二。
    ②何秋涛《朔方备乘》卷四十八第1页。
    ③见《海国图志》（一百卷本）卷十五第20至21页。
    ④⑦萧令裕《记英吉利》，见《海国图志》（一百卷本）卷五十三。
    ⑤⑧（11）叶钟进《英吉利国夷情记略》见同上卷五十二。
    ⑥俞正燮《澳门纪略跋》，见《癸已存稿》卷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