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言
    “希腊人的宗教，这个曾在那么深重的苦难、那么巨大的花销和那么显赫的武功之上统治世界的宗教，如今已从大地上彻底消灭了。”① 公元420年前后，居住在埃及海港佩鲁修姆的一名基督教修士伊西多尔（Isidore of Pelusium）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写下了上面的话。在20世纪以前的教会史叙述模式中，伊西多尔的这段言论通常被视为“异教”（paganism）的一纸死亡证明。以前的学者普遍相信，自从392年提奥多西大帝（Theodosius the Great）的敕令发布后，多神教② 文化便走向了最后的灭亡。20世纪初汤普逊（J. W. Thompson）在《历史著作史》中也接受了这种看法。在述及4—5世纪的多神教史家时，他基本只认真研究了阿米安（Ammianus Marcellinus）一人。在汤普逊看来，4—5世纪的多神教徒只能默默地接受自身信仰与一整套文化价值体系的灭亡，充其量也只能像阿米安那样消极地表达一下心中的沉痛之感：“除眼泪和恐怖外，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回忆过去，令人伤心；展望未来，更为凄惨。”③
    罗斯托夫采夫（M. Rostovtzeff）进一步指明了这种文化消亡现象背后的历史线索。在他看来，3世纪危机已使帝国上进分子的创造精力衰靡不振，④ 上层阶级逐渐被下层阶级吸收，水平逐渐降低。⑤ 这样，到了4世纪，当面临基督教文化冲击时，多神教文化已根本无力给出自己的回应。因此，多神教文化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衰落过程，最终在帝国晚期被动地接受了灭亡的命运。
    然而，上述观点的流行同“古典晚期（Late Antiquity）”独特的时代特征和古典学术史密切相关。在从文艺复兴至20世纪中叶的西方学术传统中，古典晚期往往被视为“黑暗的中世纪”与基督教文明取代古希腊罗马多神教文明的过程。⑥ 正如布朗所批评的那样，较早的晚期罗马史研究只关注“使晚期罗马社会同其古典根基相分离的那些特征”。⑦ 这种看法存在着简单化、程式化的缺陷。事实上，至少在4—5世纪的罗马帝国史中，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基督教文明与多神教文明的共存、竞争与互动，⑧ 这一现象在帝国东部体现得尤为明显。⑨ 根据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琼斯（A. H. M. Jones）、布朗等史家在古典晚期领域所取得的丰硕研究成果，⑩ 我们不难看出，古典文化的衰落在4—5世纪确已成了不争的事实，古典晚期留下的多神教作品在数量上远逊于基督教著作，(11) 但这种衰落并未达到使古典文化完全丧失活力的程度，4—5世纪多神教历史撰述模式的流行便是这种残存活力的主要表现之一。
    罗马帝国晚期的历史作品曾在很长时间内被后世学者忽视。近年来，国内外历史学家开始对帝国晚期的史学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叶民的专著《最后的古典：阿米安和他笔下的晚期罗马帝国》对阿米安的史学观念进行了深入、独到的梳理与分析，对本文的写作具有十分宝贵的参考价值。(12) 科克伦的作品《基督教与古典文化》在最后一章中探讨了早期基督教史学对希腊罗马史学传统，主要是希罗多德、波利比乌斯等人史学思想的继承与改造。(13) 布沃索克的《背教者朱利安》对朱利安的历史观念进行了较为透彻的阐释与分析。(14) 布洛基整理、辑校并深入研究了包括攸纳皮乌斯（Eunapius）、奥林匹奥多鲁斯（Olympiodorus）在内的四位晚期古典史家的作品残篇，出版了《晚期罗马帝国的古典史著残篇》（1981—1983），对相关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15) 利伯舒尔茨主编的《晚期古代社会的衰落与嬗变》用专门一单元收录探讨晚期古典史学的文章。(16) 特瑞德古德撰写的专著《早期拜占庭史家》对从优西比乌斯（Eusebius）到普罗柯比（Procopius）的拜占庭史学家进行了系统介绍与研究，其中涉及阿米安、攸纳皮乌斯等多神教史学家及其作品。(17) 然而，受作品题材限制，这些作品或仅着眼于基督教史学的发展，或侧重专题式的个案研究，较少尝试去阐释古典社会晚期多神教知识精英史观的整体面貌及其历史渊源，也较少探讨这一史观与同时期基督教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本文拟通过展现4—5世纪多神教知识精英“再造罗马”的历史叙事来考察这些问题。(18)
    在当前的学术环境中，我们常常用古时本不存在的尺度把大量作品排除在“古典史学”的范围之外。事实上，正如美国学者戈文所指出的，罗马人心目中的“历史”并非单指今天意义上的“史学”或“史学作品”，而是包括了一切试图再现过去的作品。恩尼乌斯的史诗，日耳曼人的民谣，在西塞罗和塔西佗眼中都是不折不扣的“历史（historia）”。(19) 如果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就会发现，表达4—5世纪多神教历史观念的作家远非阿米安一人，他们足以构成一个值得后人关注的历史撰述群体。
    在4—5世纪的多神教史学家中，有残存文本传世且值得注意的有阿米安、攸纳皮乌斯和奥林匹奥多鲁斯三人。(20) 阿米安本人对基督教的态度较为复杂，在古典学术界存在广泛争议。总的来说，阿米安作品中的多神教倾向十分明显，(21) 其多神教徒的身份基本是可以确定的。(22) 阿米安曾追随朱利安皇帝参加对波斯的远征，在约维安即位后去职，专心撰写出一部《罗马史》，(23) 为这一时期的多神教史学作出了最为重要的贡献。攸纳皮乌斯几乎与阿米安同时开始撰写历史，他同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克里珊西乌斯有姻亲关系，(24) 是一个信仰坚定的多神教徒，对基督教文化持明显的敌视态度。(25) 奥林匹奥多鲁斯于4世纪末在雅典学习哲学，他写了一部22卷的当代史，(26) 作品同样体现了鲜明的多神教思想。攸纳皮乌斯和奥林匹奥多鲁斯的作品都只有残篇传世。
    对于理解这一时期多神教知识精英的历史观念而言，朱利安、里巴尼乌斯（Libanius）和克劳迪安（Claudian）的非“史学”作品同样不可忽视。朱利安早年把自己伪装成基督徒，(27) 即位后公开在帝国境内重新推行多神教信仰，试图以多神教取代基督教，(28) 因此在基督徒中得到了“背教者（Julian the Apostate）”的恶名。朱利安的文学作品、演说辞、书信和论文大量涉及当时的历史观念。里巴尼乌斯是4世纪最活跃的政治演说家，同许多基督徒关系密切，但其本人却是坚定的多神教信奉者。直到提奥多西大帝时代，里巴尼乌斯仍有很大影响。(29) 克劳迪安被公认为罗马最后一位伟大的拉丁诗人。同代学者及后人对其信仰的看法一直存在分歧。奥古斯丁（St. Augustine）与奥罗修斯（Orosius）都声称克劳迪安是多神教徒；(30) 但他也曾在生前为基督教法庭写过文书。(31) 伯特（Birt）推测他在名义上仍是基督徒；克洛弗（Clover）则怀疑克劳迪安几乎从未读过《圣经》。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克劳迪安作品的精神实质是多神教。(32) 他的诗作几乎没有给上帝和天国留下位置，却充满了色彩瑰丽、感情奔放的词句和大量多神教文化典故，(33) 成为唯一堪与白银时代拉丁文学媲美的晚期古典诗集。(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