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再造罗马”模式的历史影响
    1.爱国主义的感召：古代文化生命的延续
    与传统观念相反，多神教文化并未在392年或420年彻底消亡。在阿拉里克围攻罗马期间，多神教势力甚至还迫使罗马主教英诺森同意恢复他们的合法地位。(206) 在整个5世纪，帝国东部诸行省境内不时闪现出多神教“幽灵”的身影。404年担任君士坦丁堡市长的奥普塔图斯（Optatus）是多神教徒，奥林匹奥多鲁斯的作品把多神教史学的撰述下限延伸到425年，(207)安条克的总督伊索卡修斯于公元467年被指控为多神教徒。(208) 在基督教意识形态的控制下，“再造罗马”的话语模式往往以罗马爱国主义的伪装出现，成为古典文化自我延续的重要手段。
    348年帝国发行的一种表现“幸福岁月的重建”主题的铸币体现了鲜明的多神教文化色彩，币面图案表现了罗马多神教时期的古老和荣耀。(209) 这一事实说明，以宣传爱国思想为目标的多神教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帝国政府认可。迟至5世纪，展翅飞翔的胜利女神像仍然保留在罗马铸币的图案中，(210) 成为多神教在官方文化中的最后象征。(211) 在古代晚期，亚历山大和图拉真都被视为评价君主业绩的标准。克劳迪安的同时代人，罗马行政官员叙马库斯（Quinrus Aurelius Symmachus）曾试图以颂赞罗马古代的方式劝说皇帝宽容多神教，(212) 要求恢复胜利女神祭坛在元老院中的地位。(213) 这些事实表明，“再造罗马”模式的确在保存多神教文化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并为中古文明继承罗马文化的遗产创造了一定条件。
    2.迟到的回应：5世纪初诸教父的政治思想转变
    我们从相关史料中不难看出，尽管“再造罗马”的历史叙述方式早在朱利安时代已有很明显的体现，它却迟迟没有引起基督教学者的兴趣与回应。4世纪末的多数基督徒基本接受了优西比乌斯的乐观主义态度，(214) 认为罗马皇帝已成为基督徒的代表，(215) 皈依后的罗马帝国将有一个美好的未来。(216) 甚至朱利安短暂的“背教”插曲似乎也没有改变基督徒们的这种看法。然而，随着叙马库斯事件、406年蛮族大举入侵，410年阿拉里克洗劫罗马等一系列变故的发生，多神教史观的攻击意味和挑战性明显变得更为强烈，(217) 引发了安布罗斯、哲罗姆和奥古斯丁等人的反思。多神教史观的叙述模式由此开始作为对立面进入基督教文化的视野，并对5世纪初的教父神学乃至日后的中世纪政治理论体系产生了深刻影响。
    在安布罗斯早年的作品中，“罗马”和“基督教”几乎是不折不扣的同义语，帝制下的和平即等于基督教统治下的和平。(218) 叙马库斯向皇帝建议恢复元老院中胜利女神祭坛的事件深深激怒了安布罗斯，促使他重新思考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皇帝没有资格违背信仰去接受异教的教唆，教会和国家不能等同，(219) 教会除信仰外没有任何世俗财产，它代表的是一无所有的穷人。(220) 因此，世俗政权无权干涉宗教事务。这样，在多神教史观的影响下，安布罗斯形成了他关于教俗关系的新主张。
    哲罗姆早年曾在罗马生活、任职，对罗马的传统文化怀有深刻的感情。听到410年罗马陷落的消息后，哲罗姆悲痛地在《旧约?以西结书》拉丁文译本的前言中写道，他日日夜夜都为罗马人民的命运牵肠挂肚，在等待消息的希望与绝望之间忍受煎熬。他对罗马帝国失掉自己的头颅感到不可思议。(221) 然而，在面对多神教文化的冲击和责难时，哲罗姆又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立场。他很早之前便说，基督徒应对罗马的喧嚣、剧院的暴怒、竞技的疯狂听之任之，他们真正要关注的乃是天国的幸福。(222) 他对罗马的世俗君主极为轻视，指出自君士坦丁以来的罗马皇帝鲜有善终。(223) 20年来，罗马人每天都在边疆伤亡流血，(224) 但这一切同基督徒毫不相干：“罗马世界正在坍塌，但我们依然高昂着头。”(225) 他声称自己真正关注的是，尽管世界正在变成废墟，人心的罪孽却日益滋生。我们不难看出，一方面，哲罗姆在私下里对罗马的衰微与没落感到不解和痛苦；另一方面，他又刻意在公开辩论中强调教俗世界的分离，对罗马的前途与命运表现得漠不关心。可见，在多神教文化的质疑声中，哲罗姆在罗马和天国的抉择中采取了一种略显矛盾的模糊立场。
    奥古斯丁在晚年之前一直认为，罗马帝国是上帝为在尘世建立基督教王国而制造的工具。(226) 罗马陷落后，奥古斯丁对多神教徒借助历史攻击基督教的现象有所警觉。他授意青年修士奥罗修斯撰写了一部回击多神教史观的历史著作。(227) 奥罗修斯的作品刻意收集对罗马不利的证据，说服力并不充分，(228) 内容也过于粗糙简略。(229) 然而，作为早期基督教文化中极为罕见的世俗史著作，奥罗修斯的作品对中世纪教会史家，乃至近代学者博絮埃等人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奥古斯丁本人也写了《上帝之城》来回应多神教徒的挑战，他在书中对自己早年的政治思想进行了重要修正。奥古斯丁认为，尘世中的王国同匪帮没有实质区别；(230) 罗慕路斯和雷慕斯的历史甚至还不如该隐与亚伯的争斗重要，因为后者代表了上帝之城和人间之城的关系，而前者不过是人间之城内部的邪恶冲突；(231) 罗马的崛起与亚述的灭亡在时间上暗合，并且早在先知的预言之中，说明上帝的意志主宰着一切；(232) 与上帝无关的世俗品德都算不上真正的美德，(233) 脱离上帝之城的人间罗马必然要遭受苦难。(234) 与安布罗斯相似，晚年的奥古斯丁同样走上了主张教俗分离的道路，这不能不说同他从事历史领域著述、关注多神教史观提出的挑战的经历密切相关。
    可见，在5世纪初期，随着多神教历史叙述模式提出的问题变得日益尖锐，基督教教父们的思想倾向发生了明显的转变。(235) 这一变化的核心是去世俗化，即否认教会和罗马世俗政权的高度同质性。(236) 作为基督教思想的对立面，多神教史观在这一转变中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对中古基督教世界的史学和政治思想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