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公元4—5世纪多神教知识精英笔下的罗马
    1.作为历史文化象征符号的罗马城
    4—5世纪的多神教作家将罗马提升到了文化象征符号的高度，通过极度夸张的笔触和饱满的激情来抒发对罗马昔日辉煌的无限追思。阿米安与克劳迪安在这方面的成功描写尤其引人注目，成为拉丁文学作品的不朽典范。
    阿米安以极其出色的细节描写勾勒了君士坦提乌斯（Constantius）进入罗马城时目睹的盛况。成千上万的各色民众蜂拥到皇帝身边表示欢迎，(35) 道路两侧卫士的盾牌和胸甲折射出夺目光彩，(36) 全城各个角落的民众同时向皇帝发出地动山摇般的欢呼声。(37) 君士坦提乌斯在这样的壮观场面中进入了罗马——“帝国和人间一切美德的中心”。(38) 皇帝目睹的每一处景物都让他惊讶不已：华丽的朱庇特神庙、庞大的浴室、雄伟的竞技场、和平广场、庞培剧场以及“永恒之城”的其他一切。(39) 最令人赞叹的是宏伟且精巧的图拉真广场，君士坦提乌斯惶恐地感叹道，他充其量只能仿造图拉真皇帝身下的那匹坐骑。(40) 阿米安这种泼墨如水的铺陈显然并非兴之所至，而是刻意借助富于文采的描写表达爱国主义的热情和对后世庸君的无声谴责。
    无独有偶，在诗人克劳迪安的笔下，古老的罗马城同样展现出了超凡脱俗、举世无双的华丽面貌。他在一首诗中让罗马幻化成了女神密涅瓦的形象，描写她手中大盾折射的光辉令太阳相形失色。(41) 在罗马军队凯旋之时，成千上万的民众聚集在弗拉芒大道上夹道欢迎，条条大路遍布鲜花，庞培剧场中响起雷鸣般的掌声，穆西安谷中响起的欢呼在阿维丁山和帕拉丁山之间回荡。(42) 罗马的七丘放出金光，足与阳光匹敌；罗马的神庙与天相接，宏伟无比。(43) 克劳迪安的这些描写表现出了与阿米安极为相似的文学笔法和思想内涵。类似的描写同样出现在攸纳皮乌斯和奥林匹奥多鲁斯的作品中。例如，奥林匹奥多鲁斯赞美道，罗马城内的每一座宏伟建筑自身都是一座不小的城市，拥有竞技场、广场、神庙、喷泉、浴室等种种设施。罗马的城墙气势宏伟，一眼望不到尽头。(44) 这些相似性表明，罗马的符号化并非某位多神教作家自出心裁的发明，它反映了古典晚期多神教知识精英普遍认可的某种表述模式。
    2.无与伦比的文治武功——帝国理念下的民族优越感
    对于古典时代晚期的多神教作家而言，罗马帝国的伟大显然不仅仅限于古迹遍布的罗马城这一外观层面，他们更看重的是罗马文化上的灿烂与军事上的辉煌。以朱利安皇帝为代表的多神教作家高度重视历史上古典文化的价值，提出了一整套感情色彩强烈的话语叙述体系。
    朱利安在致友人的信中认为，希腊哲学是世间对人类最有益、最能愉悦心灵的学问。(45) 他劝告朋友要坚持严肃的学习态度，把钻研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当成任务、基本功、地基、居所和屋顶。(46) 他把历史上的多位罗马皇帝设想成文质彬彬的儒雅书生：渥大维遵从哲学的教导，培养了闻过则喜的美德；(47) 哲学家皇帝奥勒留精通一切艺术，只关注上天和隐秘的事物。(48) 朱利安指出，真正的犬儒派哲学家们一心向神，摒弃尘世，心如止水，饮食有度，克制情欲，(49) 几乎已达到圣人的境界。同样，阿米安也对古典文化的前辈表示由衷的敬仰。阿米安对塔西佗的史学推崇备至，(50) 他的《罗马史》有意紧接塔西佗的《历史》，借以表达效法前贤之意。他的写作风格追求宏大辉煌，力图继承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李维和塔西佗的史学传统。(51) 他对罗马共和国的法律贤明、政治自由表示赞美，(52) 声称当时罗马人民的不朽声名在世界各地都得到了敬重和纪念。(53) 里巴尼乌斯则力劝皇帝重视教育和希腊式的高雅艺术。(54) 他本人对古代文化怀有不可遏止的热爱，甚至坚持用旁人难懂的阿提卡方言进行写作。(55)
    多神教作家的一个重要倾向是刻意强调罗马与希腊在文化上的同质性。朱利安声称，罗马人是希腊人的后裔，至少也是埃托利亚人文化的继承者。(56) 在他的鼓励下，罗马诗人阿波里纳利乌斯（Apolinarius）编辑了荷马的著作，模仿米南德、欧里庇得斯和品达写了大量作品。(57) 朱利安说，即便居无定所，也乐于在希腊而非自己的家乡生活。(58) 他盛赞雅典人在世上最为公正，(59) 他还夸奖雅典人最具荣誉感又最谦恭。(60) 显然，在朱利安眼中，雅典的辉煌已成了罗马帝国文化成就的核心部分。同样，阿米安在《罗马史》中也将亚历山大里亚文化作为罗马文化的代表进行了赞美，(61) 表达了同朱利安一样的文化价值观念。
    另一方面，在美化罗马文化成就的同时，多神教作家们还对罗马帝国压迫各族人民的“战功”进行了赤裸裸的歌颂。阿米安指出，罗马的兴起是美德与命运共同佑护的结果。(62) 在阿米安眼中，夺取战争胜利是罗马人的天职。他说：“在从摇篮时代到童年结束的三百年里，罗马的人民为保卫自己的城墙而战斗；长大成人后，他们一路凯歌，穿越了阿尔卑斯山与大海；进入壮年后，罗马人从地球的各个角落带回荣誉和胜利。”(63) 朱利安对此也做过同样的表述。他在演讲时说：“我们的国家不得不应付各种敌人，并凭借良好的判断力和好运夺得了霸权。”(64) 更具宣传意味的是朱利安于361年在君士坦丁堡写成的《诸恺撒》。在这部作品中，朱利安借恺撒之口赞美道：“我要问，世上还有哪个城邦以三千公民起家，在不到六百年内把她胜利的军队开到大地的尽头呢？还有哪个民族孕育出这么多勇武善战的将士和这样的立法者呢？哪个民族曾像他们这样敬畏诸神？”(65) 接着，朱利安赞美恺撒亲历的战斗次数是亚历山大大帝的3倍。(66) 图拉真则以战斗英雄的形象，肩扛缴自日耳曼人和波斯人的战利品出现，(67) 并对自己的功勋进行了夸耀。(68) 在《反加利利人》一文中，朱利安更是直接利用罗马祖先的战功来嘲笑基督徒。他指出，罗马在同世上各种邪恶敌人的较量中都取得了胜利，她至今仍用宙斯赐予的神盾保卫自己；相形之下，基督徒崇拜的“木十字”毫无用处。(69) 朱利安尖刻地向“加利利人”质问道：“是持续地保有自由，在两千年内统治陆地和海洋的大部分更好呢？还是忍受奴役，服从他人的意志更好些？”(70)
    3.晚期古典作家对现实的猛烈批判
    在罗马知识精英的普遍观念里，过去、现实和未来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现实是历史的延伸，而未来则可能成为历史的翻版。因此，现实、未来同过去的比较在罗马作家的历史观念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这方面，4—5世纪的多神教作家再次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性。他们不约而同地形成了一种修辞意味远胜过真实成分的“今不如昔”的历史观念。
    阿米安是这一观念最全面的阐释者。在其现存作品记载的晚近八位皇帝中，他将朱利安之外的七个统治者都视为不称职的统治者。(71) 他毫不留情地痛斥君士坦提乌斯是喜听谗言、残害忠良的罕见暴君。(72) 他刻薄地嘲笑当时的罗马贵族已丧尽一切优良品质，整日荒淫无度，(73) 娇弱无能；(74) 罗马民众则沉迷于观看赛车竞技，散漫放荡。(75) 最有名的论述来自他对罗马城腐化堕落的批判。在阿米安笔下，罗马市民本应享有的神圣权力已被一小撮恶人把持；(76) 罗马上层社交界人情冷漠虚伪，(77) 公共秩序则混乱到无可救药的地步。(78) 阿米安愤怒地指出，种种时弊使得任何不朽和严肃的事情都不可能发生在罗马。(79) 阿米安同样以喜剧笔法描写了朱利安皇帝即位后整顿宫廷秩序时的滑稽场景：君士坦丁堡的皇宫里寄生着一群养成了各种恶劣品质的侍臣，这些人把邪恶的毒素散布到首都各处；他们有的通过贪污受贿和挪用神庙财产变得肥头大耳，有的干脆在本应举行凯旋仪式的广场上大吃大喝；绸缎等奢侈丝织品在宫中随处可见。(80) 通过这些富于文学色彩的精彩描写，阿米安成功地将晚近的现实与古老的过去进行了反差强烈的对比，充分表达了自己对国家现状的强烈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