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阿米安相似的论调在其他多神教作家那里也有所体现。朱利安在向雅典人的演说中猛烈抨击君士坦丁以来，特别是君士坦提乌斯时期的暴政，指出他的六个堂兄弟、父亲、叔父和长兄都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惨遭毒手。(81) 攸纳皮乌斯全盘否定了提奥多西大帝时代的帝国复兴，(82) 并认为提奥多西对多神教的迫害招致了外敌入侵的报应。(83) 他对自己那个时代的军政要人似乎极为鄙视，用“鸡”、“鹿”、“猪”、“鹰”、“猴子”等极富侮辱性的字眼评价晚近的历史人物。他宣称，帝国西部的皇帝卡里努斯（Carinus）强暴幼童，迫害贵族，种种暴政在他统治时期成了家常便饭。而在皇后普尔克里娅（Pulcheria）执掌朝纲的时候，卖官鬻爵风行一时，法律权威遭到践踏，几乎所有行省都必须忍受残酷的暴政。(84) 克劳迪安对罗马长期饥馑的状况极为不满，认为波森纳或皮洛士围城时的形势也比现在要好。(85) 他猛烈抨击当时把持朝政的太监尤特罗皮乌斯（Eutropius），认为即使翻遍记录罗马罪恶的编年史，在提贝里乌斯晚年和尼禄时期的荒唐岁月里也找不到他这样的恶棍，而罗马人民还不得不立碑来颂扬这个怪物。(86) 此人执掌帝国大权，却终日混迹剧院，吞吃贿赂，并对自己的妹妹兼“情妇”言听计从，简直是在嘲弄帝国古老的光荣。(87) 克劳迪安慨叹道，罗马昔日的风尚是赏罚分明，但如今背信弃义的人才能集敛巨财，行为端正的人却生活窘迫。(88)
    多神教作家们的抱怨并非空发牢骚，他们的大量言论都针对帝国文明面对的两大威胁—异族的入侵和基督教的得势。朱利安在《诸恺撒》中借亚历山大之口批评罗马人在三百年内都未能推进东部的边疆。(89) 他还谴责罗马帝国用黄金向蛮族换取和平的政策。(90) 阿米安同样利用蛮族入侵大做文章。他在叙述完朱利安的死亡后马上列举了入侵者的名单，(91) 并满腔悲愤地指出，是残酷的命运把罗马交给了毫无政治军事经验的约维安，(92) 致使帝国在历史上首次忍受了皇帝亲手割地求和的奇耻大辱。(93) 阿米安又以沉痛笔调描写了皇帝瓦伦斯（Valens）在亚得里亚堡战役中失踪，(94) 连尸体也无法找到的悲剧。(95) 里巴尼乌斯对帝国遭受蛮族蚕食的近况进行了严厉批判，他认为君士坦提乌斯的无能导致了帝国东部形势的吃紧，而西部边境则完全陷入绝望境地。(96) 他警告说，西方的日耳曼蛮族已攻下了罗马的45座城市，正在对帝国构成更大的灾难。(97) 攸纳皮乌斯更是坚决反对晚期帝国的对外政策，他甚至极端地认为同蛮族的任何外交接触都是帝国软弱的表现。(98) 克劳迪安则写道，阿拉里克业已蹂躏了全希腊和色雷斯沿海地区，他狂妄地以为可以强迫罗马在任何条件下与自己订立和约。(99) 克劳迪安借斯提利科之口向罗马人质问道：“你们是在计划可耻的溃逃，把目光转向高卢了吗？你们打算撤离拉丁姆，在萨奥涅河畔搭建避难营吗？难道罗马将让位于北极的荒蛮部落，我们的帝国将被赶到罗讷河去吗？”(100)
    在利用历史批判现实的时候，多神教作家也毫不留情地将矛头直指基督教。朱利安认为，来库古和梭伦时代的立法极其温和贤明，世人可以利用当时的法律规定和哲学教导来陶冶性情。相形之下，基督徒崇拜的上帝却只能教人仇恨、震怒和强烈的嫉妒心。(101) 阿米安相信，瓦伦斯时代帝国衰落的重要原因是皇帝迷信基督教，残酷迫害多神教徒。(102) 里巴尼乌斯则强调多神教信仰对振兴罗马发挥的不可或缺的巨大作用，他说：“是什么促成了士气的提升？是什么让波斯人对罗马人产生了畏惧？不是步兵的血战，不是骑兵的冲锋，不是装甲和战争器械的革新，而是众多的祭祀、频繁的牲祭、缭绕的香雾和献给诸神与亡灵的盛宴制服了我们的敌人。”(103) 根据里巴尼乌斯的标准，迫害多神教的君士坦提乌斯时期比宽容多神教的君士坦丁时代更为邪恶没落，(104) 但支持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同样有搜刮民财、缺乏远见、猜忌心重等严重缺点。(105)
    在受到帝国政权压制的多神教作家中，攸纳皮乌斯是最具反基督教色彩的一位，他对基督教的攻击简直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在他的笔下，基督徒的称呼成了好色之徒的同义语，(106) 是祸害帝国的元凶。读过攸纳皮乌斯全部作品的拜占庭学者福提乌斯（Photius）评价道：“攸纳皮乌斯肆意诽谤信仰基督教的诸位皇帝，自始至终对他们表示藐视……对君士坦丁大帝尤其如此。”(107) 拜占庭辞书《苏达》甚至干脆拒绝引述攸纳皮乌斯对君士坦丁大帝的评论，认为那样做是对伟人的不敬。(108) 攸纳皮乌斯十分牵强地指出，阿拉里克之所以能势如破竹地打进希腊，是因为从前阻挡过波斯的温泉关如今被“黑衣人”（基督教修士）霸占了。(109) 在现存的残篇中，攸纳皮乌斯刻意将提奥多西的宗教政策和对蛮族的政策联系起来，以显示基督教危及帝国的安全。(110)
    4.循环史观与重塑辉煌的梦想
    与汤普逊等人观点不符的是，古典晚期的大多数作家们虽然对现实表示强烈不满，却对未来寄予了无限的期望。他们并未在绝望的心境中默默等待古典传统的末日。在他们看来，历史的发展模式是循环的，在适当的时候，罗马旧日的荣耀必然可以重现。朱利安经常模仿图拉真皇帝的口头禅，宣称自己将降服波斯人，重新整合一盘散沙的罗马世界。(111) 而在阿米安看来，罗马皇帝是历史发展的引导者，一位天性、品质出众的好皇帝足以扭转乾坤，带领罗马民族走上复兴道路。由于其作品本身具有的批判精神，阿米安在作品中更多地强调不可知命运的力量，但其史观的基本态度却是乐观主义的。(112) 在以阴郁笔调描写了瓦伦斯在亚得里亚堡的惨败后，阿米安突然将这次惨败同古代的坎尼之役进行了比较。(113) 他的用意十分明显：既然罗马共和国能从坎尼的阴影中振作起来并重塑辉煌，那么罗马帝国的复兴也并非遥不可及。(114) 里巴尼乌斯坚信，只要有像提修斯那样的贤君执掌朝纲，罗马人就必定会粉碎一切敌人。(115) 他夸张地声称，惮于朱利安的神武，西方的蛮族已经放下武器回家种地，向谷物女神德米特尔顶礼膜拜。(116) 即便在基督教势力业已巩固，多神教大势已去的提奥多西时代，里巴尼乌斯还在强调，罗马旧日的神庙仍旧屹立，诸神仍在罗马人征讨蛮族时对他们予以佑助。(117) 攸纳皮乌斯把朱利安视为多神教世界的救星，认为后者担任君主并非出于个人考虑，而是为了拯救全人类的需要。(118) 攸纳皮乌斯热烈地赞美在朱利安死后被迫去职却仍旧坚持多神教信仰和教学活动的普里斯库斯（Priscus），(119) 并在其《哲学家列传》的末尾介绍了一个以复兴多神教为己任的亚细亚行省总督约斯图斯（Justus），(120) 暗示了自己对多神教前途的坚定信心。
    当前辈作家对朱利安的幻想彻底破灭后，克劳迪安把新的希望寄托在有汪达尔血统的将领斯提利科身上。克劳迪安指出，斯提利科是他唯一的希望，(121) 罗马将因斯提利科一人而获得拯救。(122) 他在诗中借斯提利科之口说，罗马帝国这座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但罗马人可以用肩膀将它重新撑起。(123) 克劳迪安认为，昔日的罗马人也曾遭遇过相似的命运，但敌人对意大利的每一次进攻都在日后付出了高昂的代价，(124) 未来一代的罗马人必将永远铭记英雄马略（Marius）和斯提利科的名字。(125) 他又借皇帝之口鼓舞罗马人的斗志，指出英勇的死亡远胜过屈辱的生活，罗马帝国有能力收复丧失的全部疆土。(126) 诸神将慷慨地赐福罗马人，让他们在胜利后迎来新的胜利。(127)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迟至5世纪中期才完成创作的奥林匹奥多鲁斯也在其残存的作品中清晰地展现了循环史观的思路。这部著作尽管在具体材料组织上极为混乱，(128) 在整体逻辑方面却明确体现了西部帝国从衰落到复兴的特点。(129) 作品的结尾迎来了罗马重整旗鼓的高潮：遭受阿拉里克洗劫的罗马得到重建，卖国贼约翰遭到严惩，瓦伦提尼安三世（Valentinian III）在罗马举行了盛大的加冕仪式，东西帝国的重新合并似乎已指日可待。(130) 奥林匹奥多鲁斯记载道，遭受哥特人洗劫的灾难后，罗马城的人口迅速得以恢复，以至于城里的行政长官阿尔比努斯（Albinus）很快就不得不向邻近城市要求物资支援，以应对城市人口激增的复兴局面。在全书的结尾部分，奥林匹奥多鲁斯以满怀激情的口吻赞美了重整旗鼓后的罗马城，尽情描写了城市生活的富足、奢华、欢乐与活跃。(131)
    总之，帝国晚期多神教作家的历史观远不是颓废绝望的。他们认为，罗马人在古代创造了璀璨的文明与辉煌的帝国，只是到了晚近才由于道德腐化和君主失职而走向没落，蛮族的入侵和基督教的兴起是这种衰落的主要表现，反过来又助长了这种衰落趋势。他们相信，一个贤明的领导人或一场大难后的反弹便足以使帝国重现往日的辉煌岁月，回到历史循环的良性周期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