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利安在提及基督徒时总是刻意称呼他们为“加利利人”，而把耶稣称作“拿撒勒人”。(159) 这种叫法其实是继承了长期以来相当一部分多神教徒对基督徒的民族歧视传统。在鼎盛时期帝国知识精英们的眼中，基督教是东方民族的文化，(160) 基督徒同犹太人一样，是以宗教为标志形成的特殊民族。这一观点在罗马上层社会中极其流行。提图斯等人在讨论是否应该摧毁耶路撒冷圣殿时指出，犹太人和基督徒是从同一个源流产生出来的，毁掉犹太教圣殿也就是打击了基督教。(161) 基督徒斐利克斯（Minucius Felix）的作品也证明，当时的罗马人经常将基督徒和犹太人相提并论。(162) 多神教知识精英们对这个东方“民族”的歧视由来已久。塔西佗记载到，基督徒们都因作恶多端而受到憎恨，他们坚持的是一种“有害的迷信”。(163) 一些罗马人认为，基督徒本是未开化的原始民族，他们所崇拜的上帝是一个驴头图腾，(164) 其宗教同犹太教没有实质区别。(165) 在德尔图良时代，迦太基城内的多神教徒为嘲弄基督徒而造了一座基督教上帝的像，该像生有驴的双耳，一只驴蹄，手持一本书，身穿罗马长袍。(166) 这显然是蓄意制造基督徒与罗马人之间的“民族”对立。罗马多神教势力不仅尖刻地嘲笑基督教信仰，而且不时对基督徒进行肉体上的迫害。著名的殉道者伊格纳修斯（Ignatius）便被野兽撕成碎片。(167) 小普林尼专门就处置基督徒的方式请示过图拉真皇帝。(168) 图拉真告诉他，不可指望一劳永逸地消灭所有基督徒，但要对那些供认自己信仰基督的人严惩不贷。(169) 在整个早期帝国时代，基督徒都被视为国家的下等民族，(170) 经常成为多神教徒发泄不满情绪的对象。在卢西安的讽刺散文中，基督徒佩雷格林被描写成一个借侮辱皇帝哗众取宠，以谩骂为职业，(171) 试图教唆希腊人反叛(172) 的丑角。面对帝国境内的民族歧视与压迫的话语模式，德尔图良指责道：“如果台伯河泛过了堤岸，如果尼罗河没有泛滥而灌溉农田，如果天空不动，如果大地动了，如果发生了饥馑、瘟疫，立刻就会有人高呼：‘拿基督徒去喂狮子！’”(173)
    大量史料表明，早期基督徒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也接受了被压迫民族的心态。《新约?启示录》完全把罗马当作与基督徒为敌的异族政权加以攻击。圣约翰把罗马比作一头怪兽，宣称它最后的命运将是被抛进燃烧着的硫磺池，听任天上的飞禽啄食它的肉。(174) 类似的例子在《新约》中还有很多。(175) 德尔图良的著作同样表现了他对罗马的民族仇恨心理。(176) 他认为，罗马人根本不了解基督教，却先入为主地对它怀有莫名的仇恨，(177) 并因为这种仇恨而故意不去认识它。(178) 在罗马的法官那里，基督徒这个名字本身便意味着罪恶，(178) 是凶杀犯的同义词。(180) 德尔图良进一步指出，基督徒本来应是罗马的臣民，(181) 却根本不被视为罗马人，(182) 而被丑化成了人类的公敌、罗马的仇人。(183) 不难看出，德尔图良对于使基督徒通过正常途径融入罗马社会并不抱太大期望。(184) 他向驻迦太基罗马官员写的那封信与其说是一种辩白，不如说是坚决的抗拒。他对基督徒“民族”的前途充满信心，宣称：“我们是一个全新的民族，但我们已占据了你们（罗马人）的全部地盘：城市、岛屿、要塞、乡镇、市场、军营、部落、议事会、宫廷、元老院、广场，而只给你们留下神庙。”(185) 德尔图良冷漠地写道：“雅典跟耶路撒冷有什么关系？”(186) 这句话暴露的敌意还不是早期基督徒的真实想法。在德尔图良内心深处，雅典跟耶路撒冷多少还是有点瓜葛的，那就是将来总有一天，希腊罗马文明将以自身的覆灭来清偿它对基督徒犯下的罪孽。他以近乎疯狂的词句写道，到了末日审判那天，罗马诸帝将同朱庇特在黑暗中呻吟，处决基督徒的行省总督将被烈火焚烧，诗人将在耶稣的审判台前战栗，悲剧演员将上演以自己为主角的真实悲剧。(187)
    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我们便不难理解古典社会晚期多神教作家采取特定历史叙述模式的深层意图。尽管古典晚期的社会矛盾错综复杂，但在不少多神教知识精英眼里，罗马文明面临的问题实质上是一场民族危机，即同时面对内部基督徒“民族”的文化冲击和外部“蛮族”的军事挑战。到了4世纪下半叶，这两股势力已经严重威胁到罗马人的优越感与民族认同心理。(188) 在这种局面下，扭转形势的一个有效办法就是借用宣传罗马民族优越性的帝国史观来振奋罗马人的信心，使帝国历史的进程重新步入良性循环轨道。这种史观沿袭了帝国鼎盛期视基督徒为弱势民族的特定观念，同时也继承了罗马文明从共和国末期开始一以贯之的帝国主义文化传统。
    帝国史观的真正奥秘是对罗马历史的选择性记忆。(189) 它的核心内容包括：罗马人是世上最优越的民族，从前曾创造过无比辉煌的历史；当前社会的诸多苦难与矛盾是晚近时弊和道德沦丧造成的后果；历史是循环的，从当下到不远将来的复兴必将创造较古代更加伟大的罗马文明。与此同时，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褒贬赞毁还具有强烈的垂范和预示意味。(190) 叶民在其专著中指出：“罗马元老派历史学家强调传统道德的重要性、并通过道德理想化和道德批判的方法来塑造历史人物。在他们的历史思想中还存在一个共同点，就是相信罗马的传统美德（virtus）能够克服天命（fortuna）这种难以预测的偶然因素对罗马历史发展的负面影响。”(191) 这一模式带有明显的民族霸权色彩和扩张性，(192) 成为论证罗马文明统治合法性、同化东方诸民族的有力武器。
    早在击败安东尼之前，渥大维已开始注意销毁于己不利的文件，(193) 大力宣扬帝国史观的话语模式。李维和维吉尔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便是这一史观的成功实践。李维在《罗马史》的前言中写道：“我想提醒每一位读者注意的问题如下：罗马人以往的生活和道德状况是怎样的；在和平或战争的年代，帝国是通过哪些人和哪些政策建立并壮大的；之后再请他注意，随着纪律的逐渐废弛，道德首先败坏了，它每况愈下，最终导致了历史的倒退，造就了我们这个既不能忍受，又无法摆脱这么多罪恶的时代。”(194) 接着，李维试图证明，他的这部历史可以成为革除时弊的一剂良药，(195) 也就是认为罗马人可从古代的历史中获得复兴的资源。李维的史观在早期帝国十分流行。塔西佗批评说，罗马人只醉心颂扬古昔，而漠视当前的时代。(196) 但他自己也赞赏李维的史识，他的《编年史》在年代上紧承李维的著作，(197) 并且旗帜鲜明地指出：“万事万物，不管是道德的变迁还是季节的变迁，都存在着一种循环往复。”(198) 正如邓克尔（J. Roger Dunkle）所指出的那样，塔西佗的道德史观与撒路斯提乌斯、李维所坚持的传统是一以贯之的。(199) 《罗马古事记》的作者戴奥尼苏斯（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认为，罗马古史在光辉程度上超越了其他一切城邦与民族，成为今人垂法的榜样。(200) 维利乌斯（Velleius Paterculus）的史观同样如此：罗马自建城以来的历史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无与伦比的，但到了第二次布匿战争后出现了道德腐化，(201) 而恺撒、奥古斯都和提贝里乌斯则注定要成为罗马世界的救星。(202) 普林尼的颂词则强调，共和国时代是优秀人物辈出的时期，元首制时代是罗马历史的没落期，但图拉真的统治却远胜过此前的一切元首，甚至超越了共和时代。(203) 图拉真时代的建筑也体现了同样的史观。图拉真广场在建造时有意设计了一条通道，使得行人可以从奥古斯都广场直接进入更为华丽的图拉真广场。(204) 这一设计似乎在暗示，尽管在帝国早期有过那么多苦难交织的岁月，罗马文明还是注定要从奥古斯都时代的辉煌走向图拉真时代新的辉煌。这种历史观奠定了帝国时期知识精英宣传帝国扩张思想与罗马中心论的基调。(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