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结论：古典文化精神的失落
    本文涉及的六位作家不约而同地采纳了帝国鼎盛期流行的历史叙述模式，对当时正处于上升势头的基督教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与影响，体现了希腊罗马多神教文化传统巨大的活力与持久生命力。然而，透过古典晚期历史撰述这种富有活力的表象，我们却不难发现古代文化精神内核的急剧萎缩。共和末期与帝国早期的历史叙述方式是丰富多样的，即便在对李维传统的继承中也不断产生创新求变的火花。除李维与塔西佗外，斯特拉波、西西里的狄奥多鲁斯、哈里卡纳索斯的戴奥尼苏斯、约瑟福斯、普鲁塔克与波桑尼阿斯等人都遵循各自思路，从不同角度出发，提出了极富个人色彩与探索精神的历史观念。相形之下，阿米安、攸纳皮乌斯和奥林匹奥多鲁斯等人对罗马城不厌其烦的赞颂，朱利安、里巴尼乌斯和克劳迪安华丽辞藻的堆砌都表现出了明显的程式化、空洞化倾向。他们完成的工作更多是承继与复制，缺少实质性的史学创新。同样，他们对基督教文化和帝国晚期政局的批判也流于空疏，没有针对具体的现实问题提出自己的新见解。相反，朱利安对占卜活动的迷信、里巴尼乌斯怪异的阿提卡方言演讲和克劳迪安对帝国血腥战事的公式化赞颂非但不能将古典文化发扬光大，反而明确无疑地显示了希腊罗马文化确已走到无以为继的地步。
    这一缺陷并非六位作家的个人失误，而是由当时多神教文化衰落的大背景决定的。朱利安曾痛心地对当时的新犬儒派进行过指责，认为他们已远离了第欧根尼的生活准则，(237) 他们品德堕落，举止放荡，(238) 相信各种荒诞不经的迷信。(239) 古典社会晚期的学者普遍缺乏对史学的钻研精神。朱利安竟不知道加图时代的罗马人是不留胡子的，(240) 他在远征波斯前耗费大量精力派人去德尔斐、提洛岛、多杜纳求签问卜，并因神谕吉祥而沾沾自喜，(241) 足见他缺乏修昔底德、波利比乌斯那样的古典理性精神。5世纪多神教徒的文化素养和社会阅历进一步限制了他们的历史叙述。与阿米安相比，没有担任过任何公职的攸纳皮乌斯在见地和文采方面都相差甚远，(242) 他眼界狭窄，语言近乎粗鄙。(243) 编排历史作品所必不可少的年代体系在其著作中也十分混乱。(244) 奥林匹奥多鲁斯社会地位低下，曾度过20年流浪艺人的生涯，带着鹦鹉卖艺为生，其文学修养自然有限。(245) 而在他们之后的多神教史家佐西穆斯（Zosimus）更是等而下之，只能逐段抄袭、改写攸纳皮乌斯的作品。(246) 似乎完整阅读相关原著的拜占庭学者福提乌斯认为，从衡量史家是否优秀的标准看，攸纳皮乌斯在词汇、风格和体例方面存在着种种缺陷；(247) 而奥林匹奥多鲁斯则根本不具备历史学家的基本素养。(248) 当代学者罗杰尔?帕克同样指出，尽管攸纳皮乌斯的传记作品存在着若干闪光之处，其中的许多篇章仍是无聊乏味的。(249) 在这样的学术水准下，多神教文化自然难以产生适应时代需要的、具有创新价值的历史作品。
    面对这样一个保守封闭、甚至腐朽没落的多神教徒群体所提供的历史叙述模式，奥古斯丁等人很轻松地给出了有力的驳斥。奥古斯丁一针见血地指出，不少多神教徒自身并没有执着的信仰，他们抱怨基督教的动机只是渴望回到从前那种奢靡堕落的生活，享受种种不健康的娱乐。(250) 他以轻蔑口吻提到那些在罗马沦陷时逃出来的多神教徒，他们到了迦太基后仍旧沉湎于剧场的放荡娱乐中，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251) 在基督教文化已居于绝对优势的环境中，这样一种腐化的信仰显然是不值得也不可能得到复兴的。安布罗斯则敏锐地看到，帝国晚期的多神教信仰体系已较共和国时代发生了重大变化，多神教徒们真正崇拜的其实是来自东方的新神祇，他们借助古代权威自夸的言论是毫无道理和历史依据的。(252) 因此，4—5世纪的多神教历史作品虽能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却不能从根本上动摇基督教历史观的基础。同时代的基督徒们根本不再把多神教视为一种活的信仰和可怕对手，认为它充其量只是农夫信奉的宗教。(253) 总之，4—5世纪多神教作家的历史撰述成果一方面反映了古代文明的残存活力和瑰丽色彩，一方面也预示着这种延续千年之久的古老文化传统的生命旅程业已走到尽头。
    注释：
    ① Peter Brown, The Rise of Western Christendom: Triumph and Diversity, A. D. 200-1000, Cambridge, MA: Blackwell Publishers Inc., 1996, p. 34.
    ② 在古代基督教文献中，传统的希腊罗马多神信仰被称为异教（paganism）。这一称谓带有明显的歧视色彩，未能准确表述多神信仰在希腊罗马史不同阶段所处的地位及其信仰内容的演变过程，也同多神信仰本身存在多个分支与文化渊源的历史事实难以相符。笔者在本文中采取《剑桥古代史》的处理方法，把希腊罗马以及后来自东方传人的多神信仰统一称为多神教（polytheism）。
    ③ J. W. 汤普逊：《历史著作史》上卷，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141页。
    ④ M. 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下册，马雍、厉以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715页。
    ⑤ M. 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下册，第725页。
    ⑥ 叶民：《最后的古典：阿米安和他笔下的晚期罗马帝国》，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2—13页。
    ⑦ Peter Brown, “The Later Roman Empire,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ew Series, vol. 20, no. 2 (Aug. 1967), p. 333.
    ⑧ Jaroslav Pelikan, Christianity and Classical Culture: The Metamorphosis of Natural Theology in the Christian Encounter with Hellenis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69.
    ⑨ Johannes Geffcken, The Last Days of Greco-Roman Paganism, trans. Sabine MacCormack, Amsterdam: North-Holland Publishing Company, 1978, p. 232.
    ⑩ Mark Humphries, “In Mommsen's Shade: Roman Historiography, Past and Present, ” Classics Ireland, vol.9, 2002, p.30.
    (11) Charles Matson Odahl, Constantine and the Christian Empire,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p. 6.
    (12) 叶民：《最后的古典：阿米安和他笔下的晚期罗马帝国》。
    (13) Charles Norris Cochrane, Christianity and Classical Culture: A Study of Thought and Action from Augustus to Augustin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40.
    (14) G.W. Bowersock, Julian the Apostat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15) R. C. Blockley, ed., The Fragmentary Classicising Historians of the Late Roman Empire: Eunapius, Olympiodorus, Priscus and Malchus, vol. Ⅰ, Classical & Medieval Texts, Papers & Monographs, 1981; vol. Ⅱ, Text, Translation and Historiographical Notes, 1983, Liverpool: Francis Cairns.
    (16) J. H. W. G. Liebeschuetz, Decline and Change in Late Antiquity: Religion, Barbarians and Their Historiography, Aldershot: Ashgate Variorum Press,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