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令裕和叶锺进的某些反侵略主张，在当时产生了相当影响。如萧令裕经多年探访，了解到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间存在着种种矛盾，在《粤东市舶论》中首次提出了“以夷伐夷”的思想，指出英国不仅与葡人不和，与美法诸国亦“夙与仇讐”，在反侵略中应利用这种矛盾，“使相攻击，以夷伐夷，正可抚为我用。”⑩后来林则徐、魏源的“以夷攻夷”策略思想，正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挥而成的。叶锺进的“探阅外情”之说，还为日后中国人的世界史地研究提供了一条运用外国资料的新路，他指出，面临外国的侵略威胁，中国人对外情依旧茫然无知，可是“中国人用人行政及大吏一举一动，彼夷番无不周知”，这是十分危险的，因而主张：“澳门所谓新闻纸者，初出意大利亚，后各国皆出。遇事之新奇及有关系者皆许刻印，散售各国无禁，苟当事留意探阅，亦可觇各国之情形，皆边防所不可忽也。”（11）
    以上可见，鸦片战争前夕中国人对世界知识的探求，已开始显出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近代特点。当然，因风气初开和见闻不广，这种研究还很粗浅零碎，牵强附会固不少，且远未形成广泛的社会影响，故只是中国近代外国史地研究的萌发时期。
    中国近代的世界史地研究之成为一种时代风气，是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后。鸦片战争的失败彻底暴露了清朝封建制度的腐败，强烈震动了朝野。“赫赫天朝”竟大挫于“区区岛夷”，这一面使人们深感奇耻大辱，同时也激起了一些人对外部世界的求知欲，甚至少数上层统治集团的人经此事变，也感到再不能安坐井中了。他们急切地开始探索世界大势，企图求得“御夷之策”。一股“开眼看世界”的新思潮在知识界激荡，林则徐和姚莹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林、姚都在鸦片战争中亲身领导和参加过东南沿海的抗英斗争。斗争的实践使他们认识到，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惨败，“正由中国书生狃于不勤远略，海外事势夷情平日置之不讲，故一旦海舶猝来，惊若鬼神，畏如雷霆，夫以是偾败至此耳！”因此，他们大声疾呼“开眼看世界”，主张对海外诸有名大国，“一一考其事实，作为图说，著之于书”，使“中国童叟皆习见习闻，知彼虚实，然后徐筹制夷之策。”（12）
    不仅如此，他们还身体力行，积极从事世界形势及其历史、地理研究。林则徐在广东即“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搜集各种外国人出版的书籍、商业情报乃至传教小册子，请人翻译，亲加审订，先后编译成《澳门月报》、《四洲志》、《华事夷言》、《滑达尔各国律例》等。姚莹在台湾参加抗英时，就据英俘颠林口供作为图说，考求世界地理。1843年贬往四川后，更怀抱“冀雪中国之耻，重边海之防”的爱国忠愤，“喋血饮恨”，将多年搜罗所得世界知识资料，参以查访所得，撰成《康輶纪行》十六卷。这些著作，内容虽颇广泛驳杂，但有不少是有关地理历史的。特别是《四洲志》，系据英人慕瑞（Hugh Murrg）《世界地理大全》译出，它介绍了世界三十多个地区和国家的历史和地理概况，是近代第一部较有系统的世界史地译作。姚莹的《康輶纪行》也记载了不少有关英、法、俄、印度、廓尔喀（尼泊尔）、哲梦雄（锡金）等国地理、历史知识，考证了天主教、回教、佛教源流，绘制了世界和中国西南边疆地图，并揭露了英国对西藏的觊觎及英、俄两国在中亚西亚的争斗情况。由于他们的研究已开始从翻译外文资料入手，这就使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相当大地跨进了一步。
    当然，林、姚的世界史地研究主要都还是从反侵略军事斗争的需要出发的，故尚带有较浓的情报色彩，从史学角度看，也未形成自己的理论方法或体例。《四洲志》纯是一部译作，《康輶纪行》系合日记杂录而成，连姚莹自己也说，此“皆逐日杂记，本非著书”，（13）且其内容广涉古今学术人物文章和使藏杂感等， 并非专论外国史地。因此。这些著作还未能在史学上建立起自己的学科阵地。但是，他们的“开眼看世界”思想和世界史地研究，毕竟推开了中国人面向世界之窗，其筚路蓝缕之功，不可泯灭。
    二、魏源《海国图志》在中国史学史上的特殊贡献
    真正把“开眼看世界”思想付诸史学实践并取得重大成就与深远影响的，应首推魏源的《海国图志》。
    《海国图志》初成于道光二十二年底（1843年初），凡五十卷，道光二十六至二十七年增为六十卷，刊于扬州，后复穷数年之力，扩成一百卷，咸丰二年（1852）刊于高邮。《海国图志》的编纂，正值中国人经历了鸦片战争失败的奇耻巨痛，渴望了解世界大势之时，故其书一出，即风行天下，给整个思想界以极大震动，甚至流传日本，辗转翻刻，对当时日本各界了解世界乃至明治维新思潮的形成，也起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海国图志》不仅对中国近代思想界的西学传播有着凿破鸿濛的启蒙作用，在史学上也有独特建树。关于《海国图志》，已有很多人作了较深研究，这里仅专就史学发展角度，对其作用和地位提出一些看法。
    《海国图志》在史学上的最大贡献，是奠定了中国近代世界史地研究的基础，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海国图志》第一次从理论上提出了研究世界史地的时代意义和方法问题。在魏源之前，中国虽然也有一些记载外国史地的著作，但从未有人将其视为一个单独的史学分枝并从理论上加以探讨过。在权威性的《四库全书》中，这些书或厕于杂史列，或附庸于地理类，足见地位之不显。魏源则首次从理论上肯定了研究世界史地的必要性。从“气运”变化说的历史变易观出发，他认为“天地之气，其至明而一变乎！”（14）随着明末以降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及其商船炮舰的日渐东来，过去那种东西方互不通声息的状态业已结束，他朦胧察觉到，从此，世界各国都将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一种相互联系的运动趋势中，因而提出，“岂天地之气，自西北而东南，将中外一家欤！”（15）在这种形势下，如还抱着“八荒之外存而不论”的传统观念不放，又“乌知宇宙之大哉？”（16）据此，他明确提出了“地气天时变，则史例亦随世而变”（17）的史学命题，要求顺应历史潮流，重视世界史地研究，并提出了一系列研究方法。首先，他要求把研究建立在较坚实的史料基础上，应从“立译馆翻夷书”入手，尽量采用外国人的记载，“以西洋人谈西洋”，“以夷人谈夷地”，避免旧史述域外事因本于传闻杂录而常有的附会之弊。他一再强调，《海国图志》与前人记海外史地的最大不同，就在“彼皆以中土人谈西洋，此则以西洋人谈西洋也。”（18）书中引录最多的资料，便是当时传入中国的西人著作，如《四洲志》、《外国史略》、《地理备考》、《美里哥国志略》等，地图亦多采自香港英人之《大宪图》。其次，他主张研究应加强系统性。而以往有关外国的记载，大多“详于岛岸土产之繁，埠市货船之数，天时寒暑之节，而各国沿革之始末，建置之永促，能以各国史书誌富媪山川纵横九万里、上下数千年者，惜乎未之闻焉。”（19）这种支离破碎、漫无系统的研究状况亟待改变。其《海国图志》的编纂，便尽可能照顾到各国地理历史的完整性。第三，《海国图志》的世界史地研究，还初步注意到东西方历史的联系和对比。如其最着意研究的是欧美国家，但并未孤立地去看这些国家，在论及亚非地区国家时，往往很注重叙述西方列强在该地区的殖民侵略情况，并再三声明，其“志南洋”，“志小西洋”，都是为了“志大西洋也”，提醒人们注意近代世界各地区历史之间的联系。另外，书中《南洋西洋各国教门表》、《中国西洋历法异同表》、《中国西洋纪年通表》，分别对佛、回、基督教各世界宗教和中西纪年历法作了对比考察。这种考察，不管何等粗浅，却已露出了“合人类全体而比较之，通古今文野之界而观察之”（20）的近代史学方法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