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在编纂上，《海国图志》也初步形成了自己的著作结构。鸦片战争前，中国的有关外国史地之作，多为航海游记杂录，很少自成一家体例。魏源在这方面作了大胆尝试。从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出发，他力图将《海国图志》编成一部可为当时反侵略斗争提供各种应敌方略和情报资料的海防全书。内容上，全书主要分为两部分：（1）自撰部分，包括《筹海篇》及各总叙、后评和文中夹注， 它集中体现了魏源反侵略的思想和精心筹画的“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长技以制夷”等抗敌策略是全书的灵魂。（2）资料汇编部分，这是全书的内容主体。 它汇集了当时所能得到的外国史地资料，编排时，由近而远，首南洋、印度，次非洲，次欧洲，次南北美洲，并据反侵略斗争的需要，分类介绍船炮、火轮船、地雷水雷、望远镜等西洋技艺，读去脉络分明。其中孰详孰略，也都经过斟酌。如英国是当时侵略中国的元凶，故记载特详，共占了四卷，以便人们明其底细，有效抗击其侵略。在叙述印度、安南、缅甸等国时，魏源不仅以印度等国的亡国教训告诫国人不忘边患，还企图从缅甸、安南抗击英国入侵的史实中，求得借鉴。此外，以“以夷攻夷”的策略思想出发，在研究西方国家时，他还很注重分析各国间的关系，认为沙俄是英国的劲敌，美国原属英殖民地，因“愤于无道之虎狼英吉利，同仇一倡，不约成城……遂走强敌。”（21）这些都是可以联络攻英的对象。可见《海国图志》虽内容广博，却始终不脱反侵略的中心，书中各部分正是在这一中心思想贯串下，构成了独具风格、较为有机的整体。
    （三）、《海国图志》的划时代意义还在于给了闭塞已久的中国人以全新的近代世界概念。在此之前，中国旧史中之《外国传》等，多失之荒略；记载外国情况的专书寥若晨星，且往往不脱海外奇谈色彩；即有少数航海家冒险外出，归而记其闻见，如元汪大渊《岛夷志略》、明马欢《瀛涯胜览》等，也大抵走马看花，所记不出水路程途和风俗土产，而鲜及其社会制度和历史原委。明末清初，西洋传教士利玛窦、艾儒略、南怀仁等挟其世界地理新知东来，虽一度引起不少人震动，然旋复冷落，《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至谓利、艾之书皆据汉东方朔《神异经》等“依仿而变幻其说，不必皆有实迹”。（22）《海国图志》之出，打破了这种孤陋寡闻的状况，它不仅向人们提供了几十幅新的世界各国地图，还以六十六卷的巨大篇幅，详叙各国史地，丰富了中国人的世界知识，尤其是使人们对一向生疏的西方世界有了大致了解。如其叙西方近代机器生产情况说：“机房织造，不用手足”，“农器便利，不用耒耜，灌水皆以机关，有如骤雨……制造之匠，纯用火机关，所藉以动机关者煤炭。”于英国议会制度，亦有所介绍，说“有要务，则国王召议事百十三员会议……议国大小事”，议员由各地士民推举，凡征税、行政、外交诸事，咸由“乡绅之会”议决。并称赞美国的民主共和制“其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23）这些论述，虽然还未认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本质，但其有关西方国家历史、地理、商业，铁路、银行、学校、新闻制度的介绍，却大大开阔了人们的视野，跨出了中国人认识近代世界的重要一步。
    《海国图志》也存在一些不足处，主要是，此书总的来说仍是一部资料汇编，虽有自己的裁别条贯，却还不是一部融会贯通的史著，加之时代所限，内容上也有不少错误。不过，由于它为世界史地研究作了大量史料搜集和分类工作，并从理论上提出了一些有关研究方法，这就为中国世界史地研究学科的出现奠定了第一块基石。从此，中国世界史地、中外关系史等研究才结束了作为地理、杂史附庸的地位，开始成为一门史学的分枝而发展起来。
    三、梁廷枬《海国四说》和徐继畲《瀛环志略》的世界史地研究及其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认识
    《海国图志》之后，世界史地研究一时蔚为士人中风气，并不断趋向深入，各种有关著作纷纷出现。梁廷枬的《海国四说》和徐继畲的《瀛环志略》便反映了这一史学发展趋势。
    谈及鸦片战争时期的世界史地著作，人们往往会想到《海国图志》和《瀛环志略》，但却很少有人提到梁廷枬的《海国四说》。梁是一位究心时务的爱国知识分子，参加过禁烟运动和抗英斗争。他自道光十五年（1835）入海防书局纂修《广东海防汇览》起，便致力采集各种中外资料，探研西方国家“岛屿强弱、古今分由之由”。（24）道光二十四年后，陆续撰成《耶苏教难入中国说》、《合省国说》三卷、《兰嵛偶说》四卷、《粤道贡国说》六卷，于二十六年合刊为《海国四说》，后稍加修订，复刊于咸丰年间。《耶苏教难入中国说》叙耶苏教产生流传并传入中国的历史；《合省国说》即美国史；（25）《兰嵛偶说》为英国史；《粤道贡国说》收录清初至道光间由海道至广东贸易和入贡的暹罗、荷兰、西班牙、英国、意大利、葡萄牙等国与清廷来往文书和有关清帝谕旨、大臣奏章，是一部按年汇编的鸦片战争前清代中外关系文件集。
    徐继畲，道光进士，在任福建巡抚兼署闽浙总督期间，广搜西人著作，“荟萃采择，得片纸亦存录勿弃。每晤泰西人，辄披册子考证之，于域外诸国地形时势，稍稍得其涯略。乃依图立说，采诸书之可信者，衍之为篇。”终于五阅寒暑，“稿凡数十易”，于道光二十八年成《瀛环志略》十卷，刊刻出版。（26）
    《海国四说》与《瀛环志略》规模均不及《海国图志》，但对外国史地的研究，某些方面却更为深入。
    首先，它们既不是《四洲志》式的译作，也不同于《海国图志》的资料汇编，而是一家撰述之作，这就从编纂体例上前进了一步。
    梁廷枬认为，其时国内的外国史地著作大多缺乏贯通性，如对英国，“当世立言之彦偶记见闻，亦堪荟萃，然大率详今略古，究未得其立国之所由来。”因而主张编写中国人自己的外国别国通史，较系统介绍西方国家“风土起灭之由”。其《合省国说》和《兰嵛偶说》便是以国别史体编纂的。方法上，因受传统史体影响，先集中叙历代政治沿革，后叙其地理、宗教、文化、经济、风俗等，如《兰嵛偶说》；另一方面，因受某些西人著作启发，有时也采用以年为经，史事为纬，穿插其政治、地理、经济的叙述法，这在《合省国说》中表现较明显。这种方法，开创了近代中国人编写外国通史的先河。如《兰嵛偶说》中，梁廷枬叙述了纪元初至1838年不列颠岛政治沿革、统治世系，对其地古代诸民族之兴替均有论及，虽不免时有阙误，其详细程度确非当时同类著作所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