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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独立后的土地问题(2)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河南大学学报(哲社版 杨兴华 参加讨论

印尼农民除按分成制原则缴纳地租外,还要在各种名目下给地主、族长、官吏送钱,送物和服力役。在爪哇,普遍流行着“茶钱”制度。农民为了租地必须付出茶钱。“在中爪哇每个租地农民最少要付25盾茶钱,最多每公顷达600盾。 在东爪哇一个单位(约0.7公顷)平均要100公斤的谷子。在西爪哇,茶钱大约要100盾,再加上一罐谷子”(13)。爪哇盛行的“波罗哥罗”制度更是无孔不入的封建剥削,农民买卖土地、宰杀牲口或遇有婚丧喜庆,都要向村长、族长、村警、文书缴纳见证费或各种食物,还要给村长提供无偿劳动(14)。各外岛也有类似情况。例如,在苏拉威西南部,土侯给农民以土地占有权,农民就要在土侯土地、湖泊和河流上从事无偿劳役(15)。在努沙登加拉群岛,每个乡要轮流派送三男三女到土王家里作一星期的无偿劳动,每个成年人必须为村长做一年一天的无偿劳动。该群岛的松巴岛的情况更坏,在那里每个土王都有一些农奴,土王把农奴几乎象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那样看待(16)。
    在印尼,高利贷剥削制也极为盛行。主要形式有:现金高利贷、商品高利贷、青苗高利贷和典押高利贷。据1959年调查,高利贷利息,中爪哇月利为10-100%;东爪哇月利为50-100%,一收获季度的利息为200-400%;西爪哇月利为30-50%,一收获季度的利息为220-300%;南苏门答腊月利为25-30%,一收获季度的利息为175-400%;南苏拉威西月利为25%;巴厘月利为10-50%(17)。高利贷者象吸血虫一样吮吸着农民的血液,使农民更加贫困化,并加速土地集中的过程。据估计,印尼农民负债者很多,占到85-90%,而大部分商人高利贷者都购置田地,成为寄生的地租征收者(18)。
    以上是一千多万公顷农村耕地上的剥削关系。下面再考察一百多万公顷外资种植园土地上农业工人所受的剥削。在印尼的种植园中,尽管其组织形式是资本主义的农业企业,其土地租佃形式是体现地主、资本家、农业工人三者的关系的资本主义土地关系,但就实际内容看,种植园主的权力大大超过一般的租地农业资本家而接近于土地所有者。这是因为:他们根据荷印时代的土地条例,在长期租借地上享有让渡权、抵押权,并在七十五年内有使用权,在农业租借地上除享有土地使用权外,还有权强迫该土地上的居民实行筑路、兴修水利等义务劳动,等等;同时,他们所租入的土地面积大大超过种植园实际种植的面积,经常可拿出一部分土地出租给农民和农业工人,收取实物地租,残酷榨取农民的血汗。所有这些情况,使他们既是农业资本家,又成为出租土地的地主或二地主;不仅以雇佣劳动形式剥削种植园工人,而且渗以形形色色的前资本主义剥削方法。例如甘蔗种植园主从封建主那里获得租让地,同时把该租让地上的农民也一并租入,农民须用一半时间为种植园主种植甘蔗,另一半时间则为自己种稻。但是,由此农民也就依附于和受奴于种植园主而失去自由;同时,在种植水稻前,必须付出极大的劳动用来重修田垅、水渠和清除蔗根。种植园主还往往以一小块土地租给农业工人,把农业工人束缚在种植园,并以苛刻的分成制条件剥削农业工人(19)。
    以上情况说明,独立后的印尼仍然存在着浓厚的封建主义残余,其表现形式主要是:第一,地主垄断了大部分土地,农民不得不在极苛刻的条件下向地主租种土地;第二,农民向地主缴纳地租,主要是按分成制以实物支付,同时,农民还要承担强制劳役及其他许多封建义务;第三,大多数农民负债累累,经常处于被高利贷者和大土地所有者奴役的地位;第四,外国种植园主不仅以雇佣劳动形式剥削农业工人,而且渗以形形色色的前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
    二、为争取解决土地问题的斗争
    印尼在政治上获得独立后,全国广大农民仍在外国垄断资本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剥削下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他们为解决土地问题和改善生活状况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
    在独立革命初期,许多地方的农民用锄头和镰刀武装起来,进行了向外国种植园主夺回土地的斗争。在爪哇的玛琅、谏义里和梭罗等地区,曾有40%的种植园土地(即占20万公顷中的8万公顷)被农民和农业工人占据。在苏门答腊东部,有125,000农户耕种种植园主的土地;在苏门答腊北部,有140,000农户占领了115,000公顷的种植园土地。以后,农民在占领封建主土地、取消封建义务、减租、减息等方面也进行了许多的斗争。例如,1950年10月,苏拉威西曾发生一次把封建主的土地移交给无地和少地农民的运动。1952年在弗里列斯岛也掀起过一次旨在取消封建义务的起义。在巴厘岛的德榜村,农民占据了土王的一部分土地,并从地主那里争到收成对半平分权。1953年3月,发生了振撼全国的所谓“丹绒勿拉哇事件”,棉兰附近丹绒勿拉哇数千农民,为了保卫自己的耕地和作物,同警察展开了激烈的搏斗,死伤达48人。1950年10-11月和1957年3-5月,在印尼的许多地区先后开展了两次要求减租减息和提高农业工人工资的运动(20)。
    在斗争中,印尼农民纷纷组织起来。印尼最大的革命农民组织--印尼农民阵线曾经领导数百万农民,为占领荷兰种植园主的土地、减租、减息、废除强迫劳役、取消苛重捐税以及无代价获得土地进行过激烈的斗争,并在广大农民中赢得了很高的威信。但是,印尼独立后出现的多党制的政治局面妨碍了农民运动的统一。除了印尼共产党所属或所影响的上述农民组织外,还有民族资产阶级政党所属的印尼民族农民协会,宗教政党所属的伊斯兰教农民协会,以及其他政党所属的农民组织。这就造成了农民运动的分裂。
    印尼农民运动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总的来说还是发展得很慢的,可以说大多数农民没有投入到运动中来。阻碍农民运动发展的原因,除多党制政治局面分裂了农民运动而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印尼共产党没有放手发动农民进行反封建斗争。当然,印尼共产党在理论上对反帝反封建的关系,对建立工农联盟的重要性有过正确的论述;同时, 也提出过正确的农村斗争的纲领和政策。 例如,1954年3月印尼共产党召开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土地纲领是:“消灭封建残余,开展反封建的土地革命,把地主的土地无代价地分配给农民”(21)。又如,1959年9月印尼共产党召开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又把这个纲领提得更加系统化了。指出:必须无代价地将土地分配给农民;拥有现代技术的农场和森林地必须由国家管理;富农的土地和其他财产不没收;中农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受到政府的保护;废除‘波罗哥罗”及其他封建性奴役制度。同时,也取消农民、渔民和手工业者对高利贷者的债务,给农民、渔民和手工业者以长期简便和低利的贷款;帮助农民改善旧的灌溉体系并建立新的灌溉系统等(22)。但是,印尼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长期以来热衷于建立所谓“纳沙贡”(23)互助合作内阁,而没有真正把农村工作当作党的全部工作的重要基础,没有下决心深入到农村去,发动农民进行彻底的土地革命,极怕因农民“越轨”而得罪“纳沙贡”体制中的资产阶级。当地主阶级进行反扑,资产阶级叫嚣反共时,印尼共产党为维护“纳沙贡”体制,不惜改变农民运动的方向,开展一些什么“新文化运动”、“增产运动”、“灭鼠运动”等等活动(24)。这实质上是放弃对农民运动的领导权,其结果不仅大大削弱了农民的反封建斗争,而且给整个革命事业带来巨大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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