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身体与社会身份认同
    中世纪妇女言说的权利，特别是公开演说的权利被基督教严格禁止。教会从各种角度解释并强化对妇女的禁令，其中以托马斯·阿奎那在《神学大全》中的解释最具代表性：“向全体集合的人做公开演讲。这是不许妇女去做的事。首先，主要的理由，就是因为女性的身份应该附属在男人之下……在集合中公然施教，劝告大众，这不是属下的事，而是长上的事。……做属下的男性也可以因受人之托，而这样去做；因为男性处在这种属下的地位，并不是像妇女那样，由于自然的性别，而是由于一个偶然外来的理由。”(70)教会禁止妇女辅祭，大约成书于12世纪的《格拉提安教令集》规定：“妇女不得升任神甫包括助祭”，“即便受过教育，是圣徒，女性也不应当在聚会群众前教育男人。”(71)妇女甚至被禁止接触圣器、圣坛布、拿圣香转圣坛。一方面教会全面杜绝妇女接触圣事，一方面却是越来越多的妇女选择宗教生活，表达宗教情感的需求日趋强烈，两者的矛盾以圣妇的身体为渠道获得一定程度释放。
    (一)建立在身体基础上的“神视”(visions)
    教会从各个方面限制了妇女的权利，却不得不为她们保留一项特殊权利——预言。中世纪神学当中的预言并不仅仅指预言将来发生的事，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凡是与知识有关的，都可以把它们包括在‘预言’这一项里。的确，预言的启示不仅涵盖人类未来的事，而且也涵盖天主的事。(72)预言超乎自然理性之上，它所需要的是超乎自然理智之上的理智之光，是如同一种情(passio，承受)或过渡的印入或投射(impressio)。”(73)与是否受过知识训练无关，与性别无关，“预言之恩宠注意心智受到天主的光照。关于这一点，在人方面固然没有性别的不同，如同《哥罗森书》第三章10节里所说的：‘你们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即是照着创造他者的肖像而更新；在这一点上，已没有男女的分别。’”(74)中世纪盛期圣妇主要的预言均通过出神入迷之后产生的神视来实现。
    当代人将神视解释为在睡梦中或销魂入迷时所产生的一种非现实的、超自然的或预言式的幻觉。在这种情况下，那些通常靠人自身的感官无法感知的物体或人物会以一种超自然的方式作用于人的感官或意识，使他们产生一种与这些物体或人物同在的心理体验。(75)
    圣妇通过内在灵觉肯定神视的正义性和真实性。希尔德佳说，“我的幻境不是在梦里，也不是在睡着的时候，也不在癫狂的时候，不是用我的肉眼，不是用我外在的耳朵，也不是在私密空间，而是在纯净的思想里真切地看见，用人内在的眼睛和耳朵，在公开场合，通过上帝意志感觉到它们。”(76)因此在中世纪盛期圣妇看来，神视是来自上帝的赐予，也系于被降临者的身体。普通人及其身体是无法与神沟通的，需要特殊改造。卡洛琳·拜楠从斋戒和圣餐即“吃”与“不吃”的现象出发解释虔敬妇女为与神相遇在身体方面所做的准备，令人震撼地提出身体对于宗教妇女的重要性。(77)从圣妇自身角度而言，无论“不吃”、恸哭还是荆棘加身等都只是接近神的手段，如前文所述，中世纪盛期宗教和社会文化共同塑造的，同时又是真实的身体痛苦，才是神视即与神相遇的关键。
    圣妇因苦行疼痛而产生想象，由默观而产生实际痛感，现实与想象之间界限模糊，身体痛苦本身便超越千奇百怪的苦行现象成为神临的印记，极度的疼痛成为转变的契机和通往神域的必经之路。海德维希描述自己出神入迷前经历的身体剧痛：“一次圣灵降临节的星期天，黎明我入迷了。教堂正在唱晨经。我的心脏和血管以及所有肢体因迫切的渴望而颤抖，这经常发生在我身上，疯狂和恐惧占据了我的大脑，似乎我没有令爱人满意，爱人没有满足我的愿望，濒临死亡令我疯狂，疯狂令我必亡。那天我的大脑因爱的热望如此恐惧痛苦，我分离的肢体几欲折断，血管处于痛楚煎熬之中。”(78)而这并非个例，几乎所有的圣妇每次出神入迷前都要承受非常人能够忍受的身体剧痛，她们常常反思自己何以要经受痛苦。雪瑙的伊丽莎白的上帝回答说：“不是因为其他原因你被弄得如此病弱，而是你迅速恢复的奇迹更加荣耀主。”(79)比阿特丽丝则指出出神入迷的痛苦在于人的理性和智力达不到如此高度，人想要超越身为受造物的局限企及神的高度，痛苦必如影随形，血管爆裂、血液流淌、骨髓退化、骨骼软化、心脏燃烧，(80)仿佛身体的物质特征在痛苦中消解。海德维希更为明确地指出在入迷当中快乐与痛苦的比例是1∶40，原因恰恰在于神性吞噬人性。(81)规训、惩罚肉身与入迷的痛苦相互交织最终被圣妇诠释成灵魂承受神恩的疼痛，它深入入迷者肌理、血管、骨髓，改造身体令其做好与神相遇的准备。继承古老的女祭司传统，圣妇的躯体经过脱胎换骨般的剧痛具备了神秘的属灵性质，它不再属于个体私域，而是以之为中心创造了一个开放的公共空间。
    神视体现了上帝的钟爱，更重要的是妇女可以在神视所创造的意境中利用“身体语言”相对自由地表达情感，所以海芙塔修道院的格特鲁德直言：“无论庆日或者平日，爱的上帝用恩宠每天像洪水一样持续冲刷她的灵魂，有时通过与身体感觉相似的方式，有时通过纯粹知性的宗教体悟，在这本小书(《圣爱报音》)中他想以身体的相似形象被描述，呼唤人们理解。”(82)圣妇调动一切感官去体悟和理解神学，高山、流水、树木、光、花园、海洋、游鱼、飞鸟、殿堂、火炭、颜色、华裳、香氛等一切身体易感知的对象频频出现，天堂、地狱、上帝、天使、圣徒、亡灵亦以各种形象轮番出现。她们或亲自书写，或口述请他人代笔，将这些丰富奇诡的想象和比喻记录下来，从而构成西欧文学史中一种特殊的文学体裁“神视文学”(83)的最重要部分，在西方文学宝库中绽放出绮丽的色彩。在神视里，属于天堂的上帝、众天使和圣徒，属于人间之城的圣妇、信众等，以及属于地狱的亡灵获得对话的机会，而圣妇也因此建立起这一开放空间中的沟通者的身份认同。
    (二)以神视为主的身体表演
    中世纪盛期圣妇的许多身体行为具有公共表演性质，包括纯属个体经验范畴的神视。玛丽·苏伊丹研究发现：“这些神视往往不是发生在安静独立的修道院小单间里，而是在公共堂区教堂的唱诗区或者圣坛围栏边。”(84)罗伯特·吉尔克莱斯特则指出：“中世纪的教堂、堂区或者修道院的场所似乎构成了一个复杂的性别空间地图。”(85)围栏将妇女与男人隔离开，妇女被固定在教堂、修道院、堂区的特定区域，但是圣妇突如其来的出神入迷行为突破了规定的性别阈限。一般来说，身体超越受造物的自然属性获取属灵性质必须承受“痛苦”的改造，而身体极度的痛苦形诸于外，夸张的表情、剧烈的肢体反应、哭泣、喊叫、歌声等一系列响动打破了日常仪式的平静与老套。例如克里斯蒂娜与凯瑟琳修女院里的修女正在谈论上帝的时候，突然四肢卷曲，接着放松下来，从胸腹与喉咙之间发出的天使般的和谐之音，没有人能听懂，乐器无法模仿，声音柔和得像音乐却夹杂词句。(86)“每周五，在圣凯瑟琳修道院……柳特嘉像往常那样独唱……她仿佛看见基督以羊羔的外形向她走来……将嘴对着她的唇，从她肺里吸吮，产生美妙温柔的旋律……听着的人感到她的声音相比往常无限的悦耳，他们的心被感动、唤起非比寻常的虔诚。”(87)奥维多的瓦纳则在入迷时感觉身体从地面缓缓升起，接着停在空中，双脚离地，双手伸向天堂。(88)类似的行为使群众的注意力不再集中于神父及其所站立的区域，“她们”而不是“他”在短时间内聚集了神父和信众的目光。信众看到神通过妇女坚定的信仰降临在其柔弱的身体里，她们的身体此时不再属于个人，而变成普通信众颂神的可视对象。在这里发生了一场以圣妇身体为中介的神与信众之间的对话，身体也由此成为圣妇与外界交流的有力工具。
    圣妇用女性的身体连接信众与神父，令双方的沟通不再停留在语言训喻的层面，而是以直观的表演撼动心灵，将神父枯燥的说教具体化、直观化，悄然分享了“公开场合下说话的权利”。例如意大利科尔托纳教堂正在进行弥撒，神父贝文纳提面向众人布道，玛格丽塔突然放声痛哭，一边抽噎一边问神父，知不知道她的救世主在哪里？看见她不可抑制的痛苦，聚会群众不论男女都不由失声痛哭。贝文纳提面向教众高声回答说救主仁慈慷慨，不会对她隐藏行迹，很快就会向她显现。(89)这一场景中玛格丽塔的身体行为被贝文纳提完美地纳入了弥撒仪式中，双方合作导演了一幕“戏剧”，共同引导信众体验耶稣被钉十字架的痛苦，体会其为拯救众生所作的牺牲。
    圣妇还试图通过出神入迷的身体表演建立与神职人员对话的平台。神父在教堂举行复活节圣餐礼时不小心打翻了圣杯，圣血洒在了圣餐布上，神父惊慌失措，在现场的伊丽莎白立刻入迷，之后告诉神父她看见其左右两边各站一位天使，并借天使之口安慰神父说这不是他的错，而是另一位神父品行不端造成的。打翻圣杯的神父依然内疚。第三天破晓时分，伊丽莎白在一阵痛苦过后再入秘境，在神光中看见圣母，圣母应许提供帮助，并指示将弄脏的圣餐布放入圣物柜。修道院依照伊丽莎白的转告处理圣餐布，并记录了此事。到下一个复活节，正在做日课的伊丽莎白幻见祭坛上空展开了一块圣餐布，上面有块拇指大小的红色污点，连续一周举行弥撒仪式时都能看见这块布，上面的红色污点一天比一天小，直到消失不见，在阳光照耀下洁白的餐布熠熠闪光。然后伊丽莎白告诉神父污点消失象征着上帝的原谅。(90)类似事件在伊丽莎白等人的传记中屡有记录。
    她们甚至利用神视大胆批判教会和神职人员。威尼斯的阿格尼丝(Agnes Blannbekin，？-1315)尖锐批判强奸少女的神父、偷窃的修士、处事不公的主教，(91)在神视中将此类神职人员描绘成长着猪、狗、虫豸等动物头颅的怪物。瓦尼的玛丽领圣体时常常看见品性优良的神父灵魂深处闪耀着不可思议的光芒，看见上帝从德行有亏的神父身体里退出，留下空洞黑暗的灵魂。(92)神职人员利用圣妇的身体行为教导信众的同时，他们自身也自觉或不自觉受到影响，甚至被其主导。
    (三)圣妇以身体为媒介深入普通信众的日常生活
    自11世纪后半叶起，西欧进入封建社会发展的第二阶段，(93)经济由罗马帝国解体之后的长期停滞进入发展期，在农业生产效率增长的同时，城镇经济迅速发展。然而商业和手工业的繁荣带来的不仅是物质丰富，与之伴生的还有道德失范。四处活跃的商人们低价买进、高价卖出、花言巧语欺骗顾客、发放高利贷。这种风气逐渐向社会蔓延，伯纳德痛批辩护士、法官和代诉人，“这些人教训舌头说谎，他们巧于反对公平，善于维护虚假。他们是为了聪明作恶，他们是为要雄辩攻击真理。”他更痛心于人们对之熟视无睹，“人们对野心的企图不再感到震惊，我们对之不假思索，正如强盗洞中对分赃不假思索一样”。(94)人与人之间出现普遍的信任危机，“我告诉你这是当代在众灵魂中发现的最致命的危害之一……每个人都要求他人忠诚从而去测试他的朋友，总是抱怨忠诚问题。这就是现在灵魂赖以为生的事情，而它们本应当温柔至爱上帝……”(95)教会同样无可避免，自教会成立以来就一直在与内部各种各样的“道德腐化”作斗争，进入中世纪盛期形势更为严峻，教士们花费大量的心力经营俗务或沉湎享乐，而没有时间履行基本职责。在阿伦佐(Arezzo)，人们控诉教士自己忙于挣钱，竟然雇佣收费神父举行宗教仪式。而这不是特例，拉特兰大会指出“一些教士偶然出现在弥撒场合，他们离开安静的唱诗位置，跑出去和俗人交谈，对琐事的热衷超过神圣的事务。”(96)教牧心灵的职责被忽视了。
    封建经济发展的同时，中世纪的西欧依然充斥着疾病、灾荒、暴力、战乱。1200-1300年，仅十字军东征就发动了七次，局部冲突或暴力事件更不计其数。在这样的环境下生命是极其脆弱的，普通人的预期寿命为30岁，大约40%的年轻人活不过20岁。(97)如何理解和解释命运无常与赢利经济下(98)的道德失范成为这一时期基督教会面对的重要问题。圣妇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实际充当了教牧心灵的角色。
    一位虔诚贵妇因独子病危，含泪将儿子托付给玛格丽塔，指望恢复孩子的健康与生命，玛格丽塔因为“怜悯悲痛的母亲甚于耶稣流血”，代之与主沟通，主没有同意恢复孩子的生机，她告诉丧子的母亲说主选择他们继承天国，因此让孩子清白无瑕离开世界。她们不仅借上帝权威帮助母亲渡过丧子的最初阶段，甚至借上帝之口宽慰神职人员说：“当我邀请罗纳尔神父到我的国度，地上就完全不必惋惜他的缺席。”(99)圣妇的身体经过转化成为神临的容器，不仅可以与神的世界直接对话，相应地还拥有了沟通亡灵的能力。有两堂兄弟被人拖进森林里被抢劫后杀死，他们的灵魂从炼狱里跑了出来，并向玛格丽塔请求，“我恳请你，虔诚的嬷嬷，向我父母施加影响，为我和我边上的堂兄弟赔偿。我们在炼狱里遭受巨大折磨……为我们祷告吧，上帝的配偶。”玛格丽塔不仅为之祷告，还借上帝之口指出炼狱中还有许多在等待中痛苦挣扎的灵魂，却很少获得亲友帮助。(100)以上案例，与其说圣妇拥有沟通阴阳的能力，毋宁说她们参与了中世纪生死观及相关文化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