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宋代经济发展的限度
    尽管宋代在中国经济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如将宋代的农业和手工业放在较长的时段和更大的空间范围内考察，其进步只体现在产品总量和农业单位产量的增长上，与前代比较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方面均未发生质的改变，而且也未能将后来的朝代带上另一条发展道路。
    第一，宋代在生产关系上并未出现不同于前代的现象。
    资本主义萌芽曾经是中国历史学界长期讨论而未有结果的学术焦点。这种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时间，多数学者力主明清说，也有一些学者主张元代说、宋代说、唐代说，甚至战国秦汉说。(17) 主明清说的学者指出：明代嘉靖、万历时期手工业中的新气象，“最突出的一点，是有些部门正在逐渐采取雇佣劳动、组织手工工场的生产。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资本主义萌芽’”；例如，苏州的“机户出资，机工出力”。(18) 漆侠先生据资料证明宋代的济州、梓州、成都、青州、婺州、临安、温州、毗陵、徽州、华亭以及河北、京东一些地方的纺织行业，已出现与农业脱离而专事商品生产的机户，而且人数不少，仅梓州当地便有机织户数千家，估计全国的机户在10万户上下，或许更多一些。其中，关于杭州有“机坊”或“织坊”的记载，从南宋中叶一直延续到南宋末年和元代，从而与明清两代的纺织业衔接起来。宋代的纺织作坊，不仅有家庭成员，也有非家庭成员“客作儿”参加进来，他们与作坊的所有者即“作坊主”形成了雇主和佣夫的关系。(19)
    我们能否据此便说宋代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类似这种存在着雇主和佣夫的手工业作坊现象，是否还存在于宋代以前的朝代呢？据《太平广记》卷243“何明远”条引《朝野佥载》，卷36“李清”条引《集异记》，唐代定州已出现“家有绫机五百张”的作坊主何明远，北海也有“代传染业”、“家富于财”的李清，(20) 他们都应该使用雇佣工人。甚至，还可以在更前面的朝代找到相同的案例，否则就不会有学者将之上溯到战国秦汉了。总之，这种存在着雇主和佣夫的手工业作坊现象早在汉唐便已出现，因此不能以此为证据，证明宋元明与鸦片战争前的清代在手工业领域的生产关系上出现与以前不同的质的变化。笔者以为，中国学者以前所说的“资本主义萌芽”现象，实际都是各地人口密度过大，一部分人不得不向工商业部门转移的产物，而“机户出资、机工出力”则是手工业作坊主通过资本和劳力的合理搭配以谋取最大利润的产物。漆侠先生提到的纺织业中存在着“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现象的各府州，大多是当时人口密度较大、人均耕地较少的府州。(21) 就此而言，宋代手工业在生产关系上并未出现有别于唐代的新气象，而元明清不过是宋代的延续而已。
    第二，宋代在生产领域并没有像当时的欧洲那样，已开始较多地使用水力、风力驱动的机器。这些方面即使在鸦片战争以前的清代也没有普遍使用，这无疑是中国没有出现工业革命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主要原因。
    人们在比较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与西方的生产力时，常常只比较经济总量和部门生产力状况，忽略了对生产工具的比较。其实，生产工具是生产力水平高低的标志，应该首先进行考量。如果将中世纪后期的欧洲和宋元时期的中国进行比较，在水力和风力驱动的机器的使用范围和工艺水平方面，宋代已经落后于西欧，明清时期差距更加拉大。尽管这些差距主要体现在手工业方面，但经济史的常识告诉我们，工业领域使用动力和机器的时间远远早于农业，而且工业技术的进步推动经济的其他方面包括农业方面动力和机器的使用。就此而言，工业领域新的生产工具能否诞生、何时诞生并得到流行，往往预示着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因此，进行手工业领域的生产工具的比较，当是判断当时中西生产力水平高低的最重要的方面。
    早在战国时代，中国的先民们在生产工具方面已有许多发明创造，手工业同样如此，此后这一进程并未中断。李约瑟著七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以令人信服的史料，系统地展示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成就和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没有这些发明创造，就没有中国文明的辉煌。然而，中国古代生产领域的科学技术颇不同于西方，宋代同样如此。
    宋代有许多方面的生产工具与生产技术的进步和改良，例如，灌钢法、百炼钢法的广泛使用，煤炭的采掘及其在北方的广泛使用，铁犁的进一步改进，铁刃农具和秧马、耧车等农具的创制和推广，都不同程度地推动经济的发展。但是，这些方面的进步与改良，与欧洲相比，最大的区别在于比以前的工具或技术方便一些或有效率一些，却很少用来代替人力，因此与欧洲水力、风力推动的机器的广泛使用有着重大的差异。
    在世界文明史上，人类最早使用的能源是人力和畜力，此后才是水力和风力。由于水力和风力产生的力量远远大于人力和畜力，不必供应食物，且容易得到，水力和风力的使用便成为人类前进的重要标志，将水力用于驱动机械又是其中的重要一步。元代王祯著《东鲁王氏农书》，以图文的形式，记载中国古代农业及与农业有关的加工业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由于著书时代接近宋代，应大致反映了宋代的状况。《东鲁王氏农书》“农器图谱集”之十四的“利用门”，记载了当时利用水力带动的比较简易的机器生产的情况。(22) 它记载了水力带动的机器，计有水排、水磨、水砻、水碾、水轮、水转连磨、水击面罗、槽碓、机碓、水转大纺车等10种，其中的8种主要用于粮食的脱粒和磨粉，有的还兼用来磨茶，只有水排和水转大纺车等2种用于手工业生产。水力之所以可以应用于机械，关键在于发明了水轮，通过水轮的作用把水流的能量转换为旋转机械能。水排是一种以水轮为动力的冶炼鼓风设备，东汉杜诗发明，使用以后大大节省了人力，提高了工效。水转大纺车是在大纺车上装上转动水轮，设于濒临河流的地方，用来带动大型纺车的运转。(23) 如同各类中国机械史的论述和图片所揭示的那样，(24) 用于农业与手工业的一些简易机器或装置，在中国出现很早，但出现以后进步缓慢。到了明清时期，除了可用于灌溉和粮食加工的一些水力带动的简易机器或设备仍然存在于农村之外，用于手工业生产的多不存在，手工业各部门仍主要依靠人力。
    水排和水转大纺车的命运，或许是中国古代水力带动的机器未能得到广泛使用的一个例证。王祯说水排：“但去古已远，失其制度。今特多方搜访，列为图谱，庶冶炼者得之，不惟国用充足，又使民铸多便，诚济世之秘术，幸能者述焉。”(25) 可见水排这一于国用民铸均有大利的“济世之秘术”，在宋代已经失传，王祯经过多方搜访，才恢复其真面目。王祯“庶冶炼者得之……幸能者述焉”一语，不仅表达了他希望民间多加利用的拳拳之心，也表达了对水排技术曾经失传的遗憾。在元代人王祯看来，水排即使在当时也仍然具有巨大的推广使用的价值，宋代工商业相当兴盛，冶炼业得到了发展，水排却在宋代销声匿迹，令人深思。李伯重的研究表明，水转大纺车，这一“宋元中国机械制作技术成就之集大成者”，尽管当时在中原和四川一些地方曾得到相当广泛的运用，但随着麻纺织业让位于棉纺织业而逐渐销声匿迹，而明清的人力驱动的棉纺车并未借鉴宋元水转大纺车的技术，没有采用水力驱动。(26) 为何水转大纺车的技术，未能被后来的棉纺织乃至其他手工业部门所借鉴，同样令人深思。
    除了如上所述，相关技术史著作 (27) 与国内外一些仍然保存的实物，都表明明清时期的中国和工业革命以前的欧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明清时期中国除了在灌溉和粮食加工方面使用一些水力带动的简易机器或设备之外，手工业生产主要依靠人力，而欧洲在工业革命以前已经广泛使用水力、风力带动的各类机器。而且，中国使用的水力带动的简易机器种类之少、构造之简单、作用之有限，至少比欧洲落后数百年。(28)
    在欧洲中世纪的科学技术发展史和经济史上，水轮（Waterwheel）(29) 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世界史上的科学技术》对水轮和风轮驱动的机器的作用给以高度的评价，认为：“事实上，欧洲成为世界第一的伟大文明，依靠的主要不是人的体力。这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那些用水力推动的机器，它们实际上已成为乡村生活乃至整个欧洲社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可以说，欧洲人的文明实际是靠相对更为强大的风力和水力‘引擎’驱动的，比起世界的其他地方，他们更多地利用了不同类型的能源。”(30) 以三十年之功研究欧洲技术史的Frances Gies和Joseph Gies，视教堂建筑、锻炉和水轮使用为中世纪欧洲的技术和发明的典型代表，其技术史著作便名“教堂、锻炉和水轮：欧洲中世纪的技术和发明”。(31)
    法国著名史学家、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说：西方于十二和十三世纪经历由水轮和风轮的增多而导致的一系列机械革命，即第一次机械革命。最早的水轮是一种简易的卧式涡轮机，公元前一世纪罗马人发明变速装置，使轮子垂直转动。经过齿轮传动，垂直运动后来又变为水平运动，从而带动磨盘。在相当于中国南宋的十二和十三世纪的革命不但使水轮数量增多，而且扩大了使用范围。……由于水轮已成为普遍的工具，人们迫切要求利用江河的力量，导致城市尽量向河边靠近，以便利用水流。《英格兰土地清丈册》于1086年记载，在塞文河和特兰托河以南，仅3000个村社便有5624座水轮，可见水轮已经普及。据阿尔的文献记载，当地于十二世纪已有风轮，英格兰和佛兰德在同期也有风轮。到了十三世纪风轮已遍布法兰西，十四世纪德意志又把风轮传到波兰和莫斯科大公国。(32)
    《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认为在生产方面，“中世纪西欧取得的技术进步超过了整个古典希腊和罗马时期所取得的进步”，技术进步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体现在水轮和风轮上。他说：“在地中海沿岸，水车原是用于碾米的工具，中世纪时发展为一般性的动力机械。于是，水力开始被用于锻锤和锻造风箱，用于大型锯机和车床，用于织布的浆洗机、造纸的纸浆机和碎矿的粉碎机。”(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