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国外学者，我国的著名学者吴于廑先生也注意到中世纪后期欧洲水轮和风轮的广泛使用。尼德兰的风轮最初用于谷物加工，到十五世纪又用于排干沼泽。英国的水轮起初主要用于谷物加工，到了十三世纪日益广泛地用于纺织业。此后迄十四世纪初在英国的各郡各地区水力漂布坊广泛分布，毛纺织业几乎遍生于各地乡村。(34)
    中外学者的论述，为我们展示了欧洲中世纪后期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全球通史》引用小林恩·怀特的话总结道：“中世纪后期西方最值得夸耀的事情不是大教堂，不是史诗，也不是经院哲学，而是综合文明的建立。这一文明并非建立在辛勤劳作的奴隶或苦力的背脊上，而主要建立在非人力因素之上，这一现象是前所未有的。”(35) 这种主要不依靠辛勤劳作的“非人力因素”，应该理解为人力、畜力以外的能源和其驱动的机器的广泛开发利用。
    工业革命以前欧洲和中国在水力、风力驱动的机器的使用程度和技术水平的差异，尤其是顺利地不断地向前发展，还是时断时续地曲折地发展甚至没有发展，应该是欧洲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道路不同于中国的一个主要体现。中西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这种差异，其实在中国古代经济文化发展高峰的宋代已经出现，宋代并没有创造出一种趋势，使以后的中国可能形成工业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元代以后尤其是明清时期不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落后面日益加剧，政治专制和思想钳制走向项峰，与西方由宋代的技术水平的差距，变为明清时期的封建时代和资本主义时代的重大差距。就此而言，中西方的大分流并不像一些学者所说的始于十九世纪，而是在更早的宋代已经开始。
    在费尔南·布罗代尔看来，工业革命前曾有一个准备阶段，畜力牵引、燃木取火、水力和风力推动的简易机器，加上大批劳动力，所有这些因素促使欧洲于十五～十七世纪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动力、功率和实际智慧都在慢慢提高，从而为工业革命奠定基础。而中国的情况却令人遗憾。布罗代尔以遗憾的笔调写道：中国是使用水磨较早的国家，然而由于缺乏齿轮传动，水轮直到十八世纪还横着转动，缓慢地推动着磨盘。此外，当西方将风磨如同水磨一样改造成直立的转轮时，中国风磨的水平运动却延续几个世纪。(36) 而《世界史上的科学技术》一方面承认传统中国科学在“官僚体制和国家环境下其实运作良好，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强调：“在谈论中国的技术时，我们不仅要注意到中国人领先于其他文明的这种或那种发明，那的确不少，如独轮车、指南车、天然漆、火药、瓷器、雨伞、捕鱼用的拖网、吊索桥等等。这一大批‘第一’确实令世人瞩目，但对此进行深入的历史分析，其价值非常有限。”(37) 指出这一点，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传统中国的发展道路，正确认识中国的传统文化，不无益处。
    既然在十至十三世纪欧洲已比中国更多地使用水力、风力驱动的机器，为何当时欧洲的经济总量甚至经济水平，可能还不如中国呢？由于经济总量不等于经济水平，只有人均水平才能真正说明水平高低，但因缺少经济数据，目前相关的研究多出于推测，很难利用。另外，我们还须认识，当时欧洲虽然已较多使用水力、风力驱动的简易机器，但巨大的生产力的形成尚需政治、经济制度的配套及其他方面的进步。中国是一个工农业兴起较早而且传统生产技术发育到较高程度的文明古国，农业上通过投入大量的人力单位产量仍居世界前列，手工业上虽然使用水力、风力带动的机器不如西欧普遍和水平高，但仍有一定程度的使用，而使用人力的各种装置也还能满足当时政治经济制度下社会的需要。因此，当时中西生产力的对比并不悬殊，甚至在某些方面例如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一些手工业部门的产品质量和数量，中国高于欧洲并非没有可能。然而，正由于在使用水力、风力驱动的机器方面未能形成风气，宋代并未将元明清社会带上不同的发展方向。
    三、以人口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古代中国后期生产力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
    我国古代以农业为主要生产部门，在依靠简单生产工具和畜力的前提下，农业的发展依赖于人口的增加，农业的发展推动工商业部门的发展，凡人口密度高的地区基本上都是工商业发达的区域。因此，人口是古代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不仅宋代如此，明清同样如此。
    其实，在中世纪的欧洲，人口也曾经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世界史上的科学技术》将“一场农业革命”看作影响中世纪欧洲的三大技术创新之一，而这场农业革命“是被人口的不断增加和土地资源的不足所逼出来的”。在公元600年至1000年，欧洲的人口增加38％，由于欧洲的土地不能只用于耕种，还必须用于放牧、城市用地和林地，不得不通过采用重犁、用马代替牛作为挽畜、采用三田轮作制等措施以实行农业革命。“通过中世纪的农业革命，欧洲变得更加富裕，生产力大为提高，城市化程度大为提升。这样一个欧洲必然会产生出现代科学，也必然会引领世界的技术进步。”(38)
    然而，与中国不同，中世纪欧洲以人口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的经济部门大多集中在农业领域，并非所有的经济部门。在其他的一些经济部门，恰恰相反，可能是劳动力的不足，导致水轮、风轮及其驱动下的机器的广泛使用。《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的作者认为，导致中世纪西欧取得技术进步的一个原因：“是西欧没有奴隶制，奴隶制往往会阻碍技术革新。另一个原因是，很多边远地区的环境和条件不好，这促进了节省劳动力的装置的发明。”制造水轮和风轮的技术在希腊-罗马时代就已为人们所掌握，“但由于当时拥有充足的奴隶劳动力，且缺乏终年不涸的河流，因此很少有人使用这些技术。而在欧洲北部地区因为不存在这两大障碍，磨坊和磨坊主很快就遍及几乎每个采邑。”(39) 《世界史上的科学技术》同样指出：“如此大量使用水力驱动的机器，很可能是由于缺乏剩余劳力，而农业革命又大幅度地提高了生产水平。例如，谷物产量增加了，需要磨成粉，这时候，广泛使用水力和风力推动的磨面机就是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这种磨面机早在古代就已经存在，但很少使用，也许那时有奴隶，不乏磨面的人力。因此，在西欧，奴隶制度在节省劳力的机器出现以后就随之消失，这绝非巧合。”(40) 布罗代尔说：“技术进步的条件无疑是在到处需要人力劳动和其他替代能源之间力求取得合理的平衡。人若过分去同其他能源竞争，终究没有好处：无论是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的奴隶，或者是中国大批能干的苦力，他们的廉价劳动力结果阻碍了机器的发展。当然，不重视人的价值，也就没有进步可言。人力是必须付出一定成本的能源，因而必须设法帮助人，尽可能代替人力劳动。”(41)
    在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后期的那段时间中，中国人口的发展趋势和欧洲有着显著差异，或许是影响中西方当时与后来发展道路的重要原因。中世纪欧洲的人口增长以1150～1300年这一阶段最为迅速，最多时大约达到7300万人。此后，欧洲进入因饥荒、战争、流行病多发而导致的人口锐减的时期。1350年，欧洲人口锐减到5100万人，到1400年只有4500万人。(42) 而在欧洲人口增长最为迅速的十三世纪一二十年代，在大致相当于今天中国范围的南宋、金、西夏、大理等国，已居住着1.4亿人口，(43) 这一数字比欧洲的人口峰值7300万几乎多了92％。此后在宋元鼎革和元明更替之际中国人口有所减少，但即使在低谷阶段也保持着远多于欧洲的人口数量。例如，尽管蒙古灭金、灭西夏、灭宋战争给广大的北方和南方的一些地区造成空前的人口损失，但在元统一南北十余年后全国仍有约1500万户、七八千万人。元统一以后全国人口又迅速增长，元末大乱前达到9000万人左右，进入明朝中期以后中国人口发展速度进一步加快，峰值阶段已接近2亿。(44)
    欧洲面积1016万平方公里，比中国面积960万平方公里略多5.8％。尽管宋辽金夏元所在的十至十三世纪中国疆域面积未必等同于今天中国的国土面积，但当时中国人口峰值已超过欧洲人口峰值的92％，而且低谷阶段也保持着多于欧洲的人口，在这一时期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人口密度大大超过同期的欧洲则无任何疑问。如果考虑到欧洲总面积的60％是平原，中国的平原只占国土总面积的12％，而且相当一部分，特别是青藏高原、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绝大部分地方都不适宜人类居住，而干旱的蒙古高原和高山耸峙的云贵高原也有一些地区自然条件很差，中国适宜居住地区的实际人口密度很可能是欧洲的二三倍。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年），南方人口密度最高的两浙、成都府、江西、福建、江东等五路，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分别达到114人、99人、85人、69人、66人。(45) 而在西欧各国中世纪人口密度最高的14世纪上半叶，法国的平均人口密度约为每平方公里35人，人口最为密集的佛兰德尔为60人，德国为22人。(46) 中国人口最为稠密的两浙路的人口密度，是西欧人口最为稠密的佛兰德尔地区的2倍、法国的3倍多、德国的5倍多。江东路虽然是五路中人口密度稍低的路，仍然超过西欧人口最为稠密的佛兰德尔地区，并是法国的近2倍、德国的3倍。
    与中世纪的欧洲对比，可以说中国的发达地区有着充足而低廉的劳动力，正是这一点使其极大程度上失去了在生产领域扩大使用水力、风力，并借其驱动机器进行生产的动力。布罗代尔所说的“中国大批能干的苦力，他们的廉价劳动力结果阻碍了机器的发展”，表达的就是这种意思。如果说欧洲在十～十三世纪已经开始比较普遍地利用水轮、风轮来驱动机器生产的话，十四～十五世纪人口的锐减势必会成为这一时期它们得到进一步广泛、普遍利用的重要因素。
    分析人口因素对古代中国经济的影响，除了不应忽视中国远比欧洲庞大的人口数量之外，还不应忽视中国人口空间分布的不均衡性及其控制下的人口－经济模式。中国地域广袤，地理环境复杂，各地区的自然条件差别甚大，历来人口和生产力的分布极不均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上凡人口密度大的地区，几乎都是经济文化水平高的地区，而人口密度较低的地区其经济文化水平也相对较低。南宋嘉定年间，每平方公里10户以上的两浙、江东、江西、福建、成都府、潼川府等6路可称为已开发的地区，其他的9路平均人口密度均在每平方公里10户以下，可称为开发中地区。(47) 依据本文第一节的论述，南宋时期凡农业精耕细作、单位产量较高，劳动力在工商业部门就业率较高而且工商业水平不低、读书风气兴盛、文化发达的地区，基本上集中在已经完成开发的6路。而农业粗放经营、单位产量低、工商人口少、工商水平低，读书风气并不兴盛的地区，大多集中在开发中的路。由于开发中各路有着较多的可耕地，人口密度大的路的百姓大批向开发中的路迁移，从而促进这些路的开发。因此，尽管开发中的各路劳动力曾经有所不足，但经济文化的落后和外地移民的不断进入，却同样未能导致生产工具出现重大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