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众所周知，易学在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对史学发展的影响也特别突出。史学与《周易》之间联系密切。中国古代巫史同源，史从巫出，最初的史官除了记时书事、掌管典籍，还负责观察天象、制订历法以及卜筮之事。古代典籍文献中，史亦往往与巫、祝、卜等连称。《周易·巽卦》九二爻辞曰：“巽在床下，用史巫纷若，吉，无咎。”《国语·楚语下》曰：“夫人作享，家为巫史。”《左传》昭公四年记述周初王室曾以“祝、宗、卜、史”赐鲁。在《左传》中，史苏、史赵、史墨、史龟、史嚣等虽以史称，但又多言其占卜之事。在《周礼》中，太史与太祝、太卜同居春官宗伯之属，而其职掌之事亦与卜、祝相近。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之《要》篇称述孔子之语，也提到“史巫之筮”[1]（《要》）。《周易》就成于宗教巫术特别是卜筮之官和史官之手，而成书后的《周易》一般亦由史官收藏和管理。《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载：“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昭公二年，晋国韩宣子来鲁，就是“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再者，《周易》和易学偏重天道，其产生、发展也与天文、历法的进步密不可分。史官既然掌管观测天象和制订历法之事，也就很容易将天人联系起来，用自然现象和规律来考察、附会社会问题，特别是从四时、天象的往复运动中得到某种启发，悟出社会人生也有盛衰变化且遵循一定规律的深刻道理。惟其如此，史官才得以在创作、保存和解释、运用《周易》方面做出巨大贡献。另一方面，《周易》所蕴涵着的深刻、丰富的历史哲学，它所展现出的发展的、进化的社会历史观，也为史官记述历史、评论古今、预断未来提供了重要依据。《左传》所载庄公二十二年周史论陈厉公生子敬仲事，昭公三十二年史墨论鲁国季氏专权事，都是如此。可以说，易学和史学之间存在着某种不解之缘，而在两汉时期，两者的相得益彰、相互促进更是表现得十分显著。探讨、梳理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全面、深入地认识汉代易学和史学的发展规律及特点，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汉初，学术思想领域气氛活跃，易学得到较大的发展空间，出现了大批致力于《周易》研究的学者，陆贾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陆贾是著名的史学家、思想家，著有《新语》、《楚汉春秋》。《楚汉春秋》是一部优秀的史学著作，它详实地记述了秦汉之际楚汉战争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说：“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大汉。”刘知几在《史通·制言》中说：“刘氏初兴，书唯陆贾而已。子长述楚汉之事，专据此书。”可见，《楚汉春秋》是司马迁著《史记》的重要参考文献，只是现在已经亡佚。作为史学家，陆贾的历史思想是极其丰富的，而且其历史思想的形成是与易学思想的影响分不开的。他继承、发挥《易传》革故鼎新、与时变化的思想和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整体思维方式，认为人类社会同宇宙万物一样，是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根据《周易·系辞下》论古代圣人观象制器的一段文字，陆贾将古史分为“先圣”、“中圣”、“后圣”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对人类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予以礼赞[2]（《道基》）。“三圣说”或许对后来班固论述《周易》一书的形成时提出的“人更三圣，世历三古”说有某种启迪意义。陆贾的历史发展观还表现在他对“厚古薄今”的世俗倾向进行了批评。他说，“世俗以为自古而传之者为重，以今之作者为轻”，“道近不必出于久远，取其至要而有成”[2]（《术事》）。陆贾在《新语》中描绘了自己理想中的政治蓝图，为了实现这一蓝图，他对《易传》的尚德、尚贤、养贤思想多有取资，并将儒家的仁义学说与《周易》的变化之道结合起来。他说，天生万物，“圣人成之，所以能统物通变，治情性，显仁义也”[2]（《道基》）。在陆贾的思想体系中，易学思想和历史思想、政治思想相互融合、相互渗透，密不可分。
    汉武帝即位后，“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儒家经学成为正统思想和官方学术，《周易》和易学颇受其惠，出现了许多以易学名家的经师和大批关注、研究易学的学者、思想家。董仲舒即是其中一位，他的理论体系的形成，是与取资、借鉴易学研究成果分不开的。他所创立的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是一种典型的天人之学，是继承和发挥《易传》天人合一思想及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整体思维的结果。《周易》的根本精神在于变易，董仲舒对此领悟颇深，他说“《易》无达占”[3]（《精华》）。本于《周易》的变易思想，结合邹衍的五德终始理论，他提出了三统、三正说，认为人类社会是不断变化发展的，要求统治者实行改制，“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3]（《三代改制质文》）。他还明确肯定了尧舜易位、汤武革命的重大意义。由于董仲舒的今文经学得到统治者的大力扶持，被确立为正统官方学术，对汉代学术尤其是史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天人感应理论和三统、三正说对汉代史学家注重以天道论人道，注重探讨历史的变易规律颇有启迪。
    司马迁是汉武帝时期的伟大史学家，其著作《史记》所取得的史学成就与易学思想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司马迁的易学思想与史学思想交相辉映、浑然一体，是他著史的思想源泉和理论根据，对后世易学、史学及整个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启示和影响。司马迁的家学传统中有着深厚的易学渊源。司马迁的易学出于其父司马谈，学术渊源可以上溯到孔子。孔子授商瞿《易》，商瞿传《易》经六世而至田何。汉兴，田何传王同，王同又传杨何。司马谈即受《易》于杨何。再者，如前所述，史学与易学之间、史官与《周易》之间均存在着密切关联，而司马氏世守史官，司马氏父子先后任汉朝太史令，自然对《周易》非常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