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人生理想、人格风范对《易传》自强不息、刚健有为、及时立功的观念多有取资。司马迁接受父亲遗训，定下了通过修史来建立辉煌功业的远大目标。惨遭腐刑后，他忍辱含愤，超越自我，以名山事业为重，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完成了《史记》的撰写，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和崇高理想。他曾向任安（少卿）表露自己的心迹：“勇者不必死节，怯耎慕义，何处不勉焉！仆虽怯耎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历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6]（《司马迁传》附《报任少卿书》）司马迁将这种自强刚健的人生观同样贯彻到著史活动中。在司马迁笔下，不论何种历史人物，只要他们能把握时机，建立功业，实现了内在价值、政治抱负和人生理想，都能得到较高评价和充分肯定。在这些人物中，既有辅佐圣明帝王的功臣将相、贤士大夫，又有身处下层的侠客、隐士、商贾、俳优、博徒、屠夫、妇女等。对他们的赞颂和钦羡之语，常常是情不自禁、不由自主地流注于司马迁的笔端，闪现在《史记》的字里行间。这些都显示出《易传》对司马迁的巨大感染力和影响力。
    在治学风格方面，司马迁亦颇得《易传》和易学之影响。司马谈、司马迁父子深谙《易传》“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5]（《系辞下》）这一学术风格和特色，并着意加以发扬、光大。《太史公自序》载司马谈《论六家要指》：“《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司马谈对“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的道家黄老之学极为推崇，同时又不排斥阴阳、儒、墨、名、法之学，志在融会贯通百家学说而建立起带有历史超越性的思想体系和史学体系。司马迁著史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4]（《太史公自序》），其中既包括已在思想文化领域取得至高无上地位的儒家学说、六艺经传，又包括道、法、阴阳等诸家学说。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是本于《易传》，站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对先秦和汉初诸子之说和史学作品进行研究、总结、吸收、扬弃和融会的结果。这与《周易》弥纶天地之道、包容古今智慧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二者都具有很强的融合性、包容性和超越性。
    应该说，正是对诸家学说中各种学理、各种知识的融会贯通、综合超越，才成就了司马迁这位史学大师。司马迁所建构的史学体系和一家之言，主要是易学与史学结合的产物。司马迁的易学思想与史学思想、易学成就与史学成就彼此烘托、交相辉映、浑然一体，成为后世学者治史治《易》的范例。
    二
    西汉后期，由刘向创始而由刘歆最后完成的《七略》，首列六艺略，其中又首列《易》类，系统著录了一批易学书目，成为我国最早的一篇易学目录文献，为后来的易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依据。刘向在编撰《说苑》、《新序》、《列女传》等著作时，对易学思想多有取资。他强调天人感应，试图从天道的运行中找到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方法，要求统治者居安思危，慎终敬始，时刻抱定危机感和警惕心。本于《周易》的变化之道，结合董仲舒的三统、三正说，他强调社会历史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他继承、发挥《易传》的中正、太和观念以及天尊地卑、乾坤定位思想，主张保持等级制度和人际关系的相对稳定，力求实现以自然和谐为根据的社会和谐。他说：“众贤和于朝，则万物和于野”；“朝臣和于内，万国欢于外”；“诸侯和于下，天应报于上”；“和气致祥，乖气致异；祥多者其国安，异众者其国危，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6]（《楚元王传》）。他还强调：“四马不和，取道不长；父子不和，其世破亡；兄弟不和，不能久同；夫妻不和，室家大凶。《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7]（《敬慎》）很显然，这些取资于《易传》的文化价值理想，是具有某种积极意义的。刘向、刘歆父子曾根据《易传》“帝出乎震”云云，利用五行相生说，论述历史的演变源流，建构古代帝王谱系，对后世影响甚深。
    进入东汉，班固撰《汉书》，又实现了易学与史学的紧密结合。班固不仅是著名的史学家，而且对易学颇有研究。他在《汉书》中屡屡称述《周易》，由其撰集而成的《白虎通义》亦含有丰富的易学思想。班固撰《艺文志》，在刘向、刘歆父子《七略》的基础上系统著录了易学文献，弥足珍贵。在《艺文志》中，关于《易》之起源，在总结《易传》及司马迁等人的观点的基础上，班固概括出了“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的理论。他说：“《易》曰：‘宓戏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在《艺文志》中，班固还肯定了《周易》在六艺中的特殊地位：“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这就将《周易》置于群经之首。在提到六艺等各类文献的起源和性质时，班固每每引《易》以论。其中论《书》，班固说：“《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故《书》之所起远矣。”这是引《系辞上》之说，用以强调《书》与《易》之间紧密的同源关系。论《礼》，他说：“《易》曰：‘有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礼义有所错。’而帝王质文，世有损益，至周曲为之防，事为之制。”这是依《序卦》之语，来诠释《礼》的出现合乎《易》之精神。论《乐》，他说：“《易》曰：‘先王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享祖考。’故自黄帝下至三代，乐各有名。”这是以《豫·象传》之辞，来说明《乐》之起源。在论及诸子、兵略、数术等各类文献的起源和性质时，班固也曾引《易》以论。很明显，班固是要强调《周易》在文化学术中的核心、灵魂和源头的重要地位。“《汉志》论学术渊源变化反映出来通变的思想，是以《易》为经籍之源，乃至诸子之源来把握的。他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建立在《易》学基础之上的。”[8]正因为这样，富有《易》之通变意蕴的《汉书·艺文志》才会对后世易学、后世学术的发展产生既深且广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