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东汉后期，特别是党锢之祸之后，易学研究不再紧随政治需要而亦步亦趋，古文费氏易学逐步兴盛。马融治费氏古文易学，注重以义理解《易》，用史实阐发易学理论。如《革》卦九五：“大人虎变，未占有孚。”马融注：“大人虎变，虎变威德折冲万里，望风而信，以喻舜舞干羽而有苗自服，周公修文德，越裳献雉，故曰未占有孚矣。”[12]（卷10）这是试图借助周公修德进业而使百姓服悦的历史事实来呼吁最高统治者实行德治，以振兴日渐衰弱的刘汉皇朝。郑玄治易，以象数为主，兼宗义理，亦注重以史注易。如注《否》卦九五“其亡其亡，系于苞桑”曰：“犹纣囚文王于羑里之狱，四臣献珍异之物而终免于难，系于苞桑之谓也。”注《大有》“大有元亨”曰：“元亨者，又能长群臣以善使嘉会礼通，若周公摄政朝诸侯于明堂也。”[12]（卷4）注《随》卦初九“官有渝，贞吉；出门交有功”曰：“昔舜慎徽五典，五典克从，纳于百揆，百揆时序，宾于四门，四门穆穆，是其义也。”注《临》卦“至于八月有凶”曰：“临卦斗建丑而用事，殷之正月也。当文王之时，纣为无道，故于是卦为殷家著兴衰之戒，以见周改殷正之数云。临自周二月用事，讫其七月，至八月而遁卦受之，此终而复始，王命然矣。”[12]（卷5）这些都体现了郑玄以史注《易》的倾向。
    在东汉末年的社会批判思潮中，易学与史学再次表现出相互交融、相互濡染的趋势。在《潜夫论》中，王符将《周易》奉为表述上古历史发展史的圭臬，按照五德终始理论记述上古兴亡史，因为有关史料“于五经皆无正文，故略依《易·系》，记伏羲以来，以遗后贤。虽多未必获正，然罕可以浮游博观，共求厥真”。其中还明确提到伏羲“其德木”，“作八卦，结绳为网以渔”[13]（《五德志》）。在叙述古代姓氏来源时，王符也曾提及：“昔者圣王观象于乾坤，考度于神明，探命历之去就，省群臣之德业，而赐姓命氏，因彰德功。”[13]（《志氏姓》）这体现了《周易》对王符的深刻影响，并反映出王符积极的、进化的社会历史发展观。仲长统的历史观受《周易》的濡染非常明显。《易传》肯定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不停地变化、发展的，但其发展观又带有明显的循环论色彩。它曾进一步发挥《易经》“无平不陂，无往不复”[5]（《泰》）的命题，将循环往复当作宇宙运动的核心。《复·彖传》：“复，其见天之心乎厂在《易传》看来，从乾卦到未济卦是一个循环往复的无限过程，与此相应的宇宙万物亦是如此。受《易传》之说的影响，仲长统推出了治乱循环的历史发展观，提出了有治有乱、有损有益的思想主张。综观上古秦汉的历史，仲长统得出结论：“存亡以之迭代，政乱从此周复，天道常然之大数也。”[11]（《仲长统传》）也就是说，历代皇朝都经历了由乱世到治世又到再乱世的三个阶段。仲长统看到了治与乱的循环往复和相互转化，但却不明白这一过程并不是在原地简单地绕圈子，而实际上是一种螺旋式上升或波浪式前进。这样仲长统的历史观又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循环论和悲观主义。
    荀悦是社会批判思潮中史学成就最为突出的学者，所撰《汉纪》在中国思想文化史特别是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在中国易学史上，荀悦其人其书也同样值得一述。他的《汉纪》、《申鉴》中蕴涵着丰富的易学思想，而且荀悦乃荀子十三世孙、易学大师荀爽之侄，在易学上自有其家学渊源。
    荀悦的易学思想受《周易》的影响，大体表现在自然观、历史发展观和社会政治观等几个方面。我们知道，《易传》借助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整体思维方式，以人效法天地、顺应自然为基础，构筑了一个天人合一、天地人一体的宇宙图式。《系辞上》说：“《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又说：“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系辞下》则说：“《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也就是讲，《易经》总括了宇宙间天地人的一切道理。与此同时，《易传》又忽视了天道与人道、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之间的本质区别，在论述社会问题时，自觉不自觉地机械搬用自然规律，而在探讨自然事物及其规律时又将某些道德属性强加于它们。这样，在《易传》中就出现了天人感应和阴阳灾异思想的端倪和萌芽。荀悦承认天人之间可以通过气来相互感应。他说：“天人之应，所由来渐矣。故履霜坚冰，非一时也；仲尼之祷，非一朝也。”[14]（《时事》）“或问祷请可乎。曰：气物感应则可，性命自然则否。”[14]（《俗嫌》）《汉纪》中也多记有祥瑞、灾异之事。但另一方面，荀悦又继承、发挥《易传》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整体思维方式，对天人之间的这种感应做了新的解释。他强调，人的言行举止应该顺承天地，而行事顺利，天自然会显示吉祥之兆。他说：“人承天地，故动静焉顺。顺其阴阳，顺其日辰，顺其度数。内有顺实，外有顺文。文实顺理也。休征之符，自然应也。”[14]（《俗嫌》）此处天地基本上是指自然界，顺理则是指顺应阴阳、日辰和度数等自然规律。这就在一定意义上冲淡了当时流行的精诚动天等神秘说教的影响。
    关于天人关系，荀悦还提出了著名的“三势”说。他认为，天道、人道有同有异。“夫事物之性，有自然而成者；有待人事而成者，有失人事不成者；有虽加人事，终身不可成者。是谓三势。”但他同时强调，尽人事，因异求同，就能成功，相反，执著其同，而行为有异，就会走向失败。他说：“《易》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言其异也；‘兼三才而两之’，言其同也。故天人之道，有同有异。据其所以异而责其所以同，则成矣；守其所以同而求其所以异，则蔽矣。”对于人事和天命，荀悦都较为重视，认为既不能轻视人事，也不能否定天命。一方面，他强调“君子尽心力焉，以任天命”[15]（卷6），要求人们“乐天知命”，反对“乘天命以骄”，“违天命以滥”；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对大多数人来说，可以通过后天努力，使本来相近的命运发生变化，取得不同的吉凶后果。他说，天命人事，“有三品焉。上下不移，其中则人事存焉尔。命相近也，事相远也，则吉凶殊矣”[14]（《杂言下》）。这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人事对吉凶的决定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