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继承、发挥《易传》、《易纬》之说，提出了关于宇宙生成、万物起源和社会演进的理论。这主要表现在其辞赋作品中。《典引》曰：“太极之元，两仪始分，烟，有沈而奥，有浮而清。沈浮交错，庶类混成。肇命民主，五德初始，同于草昧，玄混之中。逾绳越契，寂寥而亡诏者，《系》不得而缀也。厥有氏号，绍天阐绎，莫不开元于太昊皇初之首，上哉琼乎，其书犹得而修也。亚斯之代，通变神化，函光而未曜。”[9]（卷48）在这里，班固先是引用《易传》太极生两仪以及“天地缊，万物化醇”[5]（《系辞下》）之说，次则引用《易纬·乾凿度》“清轻者上为天，浊重者下为地”之语，认为“太极之元”是宇宙的本原，它分成阴阳两仪，经过交错变化，产生天地万物，而《易传》“天地缊，万物化醇”的“缊”与元气是同质同格的。接下来，在天地草创万物混沌之时，天为民立主，从而开始了五德的交替运行，而其始则是以木德王的伏羲。这显然是刘向父子依据《易传》“帝出乎震”所排列的世系，是《易传》太极说与阴阳五行学说的巧妙结合。在《幽通赋》中，班固也本于《易传》之说，谈到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产生、发展。如赋中说“天造草昧，立性命兮”、“浑元运物，流不处兮”[9]（卷14）。“天造草昧”乃《周易·屯·彖传》之语，《周易·说卦》则有“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云云，而“浑元运物，流不处兮”，《文选》李善注引曹大家注曰：“浑，大也。元气运转也。物，万物也。言元气周行，终始无已，如水之流，不得独处也。”可见，班固的这些理论，较之扬雄的“太易”说，又有了进一步发展。
    作为正统思想的代表，班固引《易》用《易》往往与现实政治联系在一起。如关于礼乐、刑法，《汉书·叙传》曰：“上天下泽，春雷奋作，先王观象，爰制礼乐。”“雷电皆至，天威震耀，五刑之作，是则是效，威实辅德，刑亦助教。”他的目的还是要论证刘汉政权的合理性、神圣性。在《律历志》中，承于刘歆之说，班固强调三统、四时与《周易》的大衍之数是一个整体，并大致以《系辞下》提及的伏羲氏、神农氏、黄帝、尧、舜等世系为线索，按照五德相生的理论，具体展示了中国古史的发展脉络，落脚点则是刘汉皇朝接续尧的统运，以火德而兴。班固在《典引》中也说：“若夫上稽乾则，降承龙翼，而炳诸《典谟》，以冠德卓绝者，莫崇乎陶唐。陶唐舍胤而禅有虞，有虞亦命夏后，稷契熙载，越成汤武。股肱既周，天乃归功元首，将授汉刘。”[9]（卷48）班固认为，中兴汉室的光武帝同样也是得自天统。他在《东都赋》中说，“往者王莽作逆，汉祚中缺，天人致诛，六合相灭”，于是光武帝“绍百王之荒屯，因造化之荡涤。体元立制，继天而作。系唐统，接汉绪。茂育群生，恢复疆宇。勋兼乎在昔，事勤乎三五。岂特方轨并迹，纷纶后辟，治近古之所务，蹈一圣之险易云尔哉？且夫建武之元，天地革命。四海之内，更造夫妇，肇有父子。君臣初建，人伦始。斯乃伏氏之所以基皇德也。分州土，立市朝，做舟舆，造器械，斯乃轩辕氏之所以开帝功也。龚行无罚，应天顺人，斯乃汤武之所以昭王业也”[9]（卷1）。在班固看来，刘秀建立东汉皇朝的情景，就如同《易传》所谓“包羲氏之王天下”和“神农氏作”云云，就如同其推崇和颂扬的汤武革命。这些都反映出《周易》变通思想的某种影响。
    《易传》的中正说及天人和谐思想对班固也颇有影响和启示，这主要表现在他关于社会和谐的政治理想方面。他向往贫富平均，呼吁人际之间保持和谐融洽。他主张士农工商“各安其居而乐其业，甘其食而美其服”[6]（《货殖传》），严格遵守封建等级秩序，“大不淫侈，细不匮乏，盖均无贫，遵王之法”[6]（《叙传》），使“小不得僭大，贱不得逾贵”，最终做到“上下序而民志定”[6]（《货殖传》）。为了更好地表述这一政治理念，班固又将易学理论与阴阳五行说结合起来。《汉书·五行志》曰：“说曰：木，东方也。于《易》，地上之木为《观》。其于王事，威仪容貌亦可观者也。故……使民以时，务在劝农桑，谋在安百姓。如此，则木得其性矣。若乃田猎驰骋不反宫室，饮食沈湎不顾法度，妄兴繇役以夺民时，作为奸诈以伤民财，则木失其性矣。”这是要求最高统治者爱护百姓，使民以时。在豪强大族疯狂兼并土地，田庄经济迅速发展，流民问题日益严重的情况下，班固此论，还是具有某种积极意义的。为了消除各种危机，实现社会和谐的理想，班固主张不拘远近幽隐，广招天下贤才，使其建功立业，安邦济民。他说：“鸾凤养六翮以凌云，帝王乘英雄以济民。《易》曰：‘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在他看来，“听决价而资玉者，无楚和之名；因近习而取士者，无伯玉之功。故玙璠之为宝，非驵侩之术也；伊吕之为佐，非左右之旧”。他要求杜绝“驽与良而为群”，“贤与愚而不分”的现象[10]（卷26，《拟连珠》），呼吁“总揽贤才，收集明智，为国得人，以宁本朝”[11]（《班固传》），并将这种政治主张贯穿于《易》说之中。《五行志》：“说曰：火，南方，扬光辉为明者也。其于王者，南面乡明而治。……故尧舜举群贤而命之朝，远四佞而放诸野。……贤佞分别，官人有序，帅由旧章，敬重功勋，殊别適庶，如此则火得其性矣。若乃信道不笃，或耀虚伪，谗夫昌，邪胜正，则火失其性矣。”应该说，这些都是对《易传》养贤、尚贤思想的继承和发挥。
    《易传》和易学兼容并包的学术风格，对班固也有所濡染。与刘向、刘歆父子一样，班固肯定了诸子百家对儒家学说的补益之功，这较为集中地表现在《汉书·艺文志》中。就经学流派而论，班固属古文学家。他曾批评今文经学在“禄利之路”上的日趋僵化、烦琐，赞同刘歆争立古文博士的举动，对平帝时将《左氏春秋》等古文经立于官学表示肯定。另一方面，身为古文学者的班固却又能撰集成包含大量今文经学及谶纬之学内容的《白虎通义》，并在《汉书》尤其是其中的《五行志》中屡屡引述京房《易传》，并借助孟、京易学的卦气说解说各种复杂的历史现象，将自然灾异与人事祸福联系起来。这些都体现了一种兼容并包的学术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