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与《易传》倡导社会变革的前提相类似，荀悦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宗法制度，重振汉家雄风。因此，在荀悦向往的这种天人和谐中，占主导地位的还是封建纲纪，还是阳尊阴卑，还是上下相安、各得其位的伦理道德秩序。他说：“经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阴阳之节在于四时五行，仁义之大体在于三纲六纪。上下咸序，五品有章；淫则荒越，民失其性。于是在上者则天之经，因地之义，立度宣教以制其中，施之当时则为道德，垂之后世则为典经，皆所以总统纲纪，崇立王业。”[15]（卷25)“天子南面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离，天之道也。”[14]（《时事》）荀悦还取资《周易》阳尊阴卑、男尊女卑的观念，对东汉后期一直较为严重的外戚专权、母后当政现象进行了抨击。他指出：“古有掌阴阳之礼之官，以教后宫，掌妇学之法，妇德妇言妇功，各率其属，而以时御序于王，先王礼也。宜崇其教，以先内政，览列图，诵列传，尊典行。内史执其彤管，记善书过，考行黜陟，以章好恶。男女正位乎外内，正家而天下定矣，故二仪立而大业成。”他还批评汉朝实行的尚主之制：“尚主之制，非古也。厘降二女，陶唐之典；归妹元吉，帝乙之训；王姬归齐，宗周之礼。以阴乘阳，违天；以妇凌夫，违人。违天不祥，违人不义。”[14]（《时事》）此举虽是在宣扬男尊女卑的陈腐观念，但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其主张又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并反映出荀悦的政治敏锐性。
    作为史学家，荀悦在著史过程中反映出的易学思想更为明显、更为系统、更有特色。他曾提出自己的著史宗旨：“昔在上圣，惟建皇极，经纬天地，观象立法，乃作书契，以通宇宙，扬于王庭，厥用大焉。先王光演大业，肆于时夏。亦惟翼翼，以监厥后，永世作典。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于是天人之际，事物之宜，粲然显著，罔不备矣。世济其轨，不陨其业。损益盈虚，与时消息。虽臧否不同，其揆一也。”[15]（《序》）其间受易学思想的濡染是显而易见的。我们说，尽管荀悦并非易学专家，亦未留下专门的易学著作，但他的易学思想还是极其丰富的，在易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总之，两汉史学的发展，史家史学思想的形成，史著的内容及体例特点等都与易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易学与史学的联系是多方面、全方位的。两汉史学取得的辉煌成就，是吸收、借鉴包括易学思想在内的各家学术思想的结果。这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启示和影响。后来的许多史学家兼治易学，有的本身就是易学家、易学大师，如袁宏、魏徵、欧阳修、李焘、朱熹、李心传、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章学诚、邵晋涵、柯劭志等。不少易学家则兼治史学，以史释《易》，易学史上“两派六宗”中以南宋李光、杨万里为代表的“参证史事”宗即是如此。而直承汉代史家，使易学与史学结合得最为成功、最为完美的，当推晋代的干宝、北宋的司马光。他们均以史学名家，以良史著称，但又潜心研究易学，且造诣极深、成就卓然。应该说，这一切均得益于汉代学者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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