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政治参与是指汉代民众通过一定的方式和渠道参与政治生活的言论和行动，它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影响汉代的政治决策。汉代通过立法的形式，疏通并拓宽政治参与渠道，建立健全政治参与保障制度，用功名利禄有效地吸引和疏导民众积极地参与政治，形成了良好的政治参与机制，在一定程度上调节了利益分配，化解了社会矛盾，有效地制约和监督了权力的运行，促进了汉代社会政治的稳定与和谐。
    一、汉代的政治参与意识
    汉代的政治参与意识是汉代政治参与机制的心理基础，是人们政治心理的反映。强烈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追求是汉代政治参与意识产生的心理基础，它决定了人们的人生定位和政治价值取向。早在先秦，诸子百家就十分积极地追求政治，“不仕无义”、“学而优则仕”成为士人学子的行为准则，儒家文化代表人物孔子和孟子的政治实践为后人提供了典范。“士而怀居，不足为士也”[1]（《宪问》）的思想已通过各种渠道和形式渗透到了汉代普通民众的心中。儒家文化中的“内圣外王”和“修齐治平”是理想的人生目标与理想的政治社会。“内圣”就是说，人们要在个人的道德修养上以圣人为目标，为达到圣化之境而用功不已。即使不能成圣，也立誓要做圣人之徒。“外王”就是说，在“内圣”有成的基础上，将内在的圣德推而广之，及于社会，建立理想的“王道”政治。孔子说的“修己以安百姓”，就是关于内圣外王的一种比较形象的说法。“修己”就是“内圣”，“安百姓”就是“外王”，这是儒家文化设计的理想的人生目标，而《中庸》、《大学》中提出的“修齐治平”就是这一人生目标的具体化，是实现“内圣外王”的必经阶段。在这几个阶段中修身是最重要的。《中庸》说：“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大学》也说：“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个人的道德和个人人格的完善是实现政治理想的基础。“外王”和“治国平天下”的政治追求，就要求文人士子，通过“仕”来实现，通过为政施教以兼济天下。在政治价值的追求上，一方面重道义轻名利，加强个人道德修养，表现为“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忠君爱民；另一方面重功利讲实效，化理性认识为社会实践，从内圣走向外王，从善己到兼善天下，表现为建功立业、名垂青史。文人士子们时刻不忘“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称颂孔孟治国养民之道，希望君主清明、励精图治、纳谏如流、用尽忠良、勤政爱民。文人士子们这种主体自觉性和实践意识，凸显出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表现出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形成积极的政治参与心理取向。忧患意识是汉代人们对国家、民族命运困患的警觉和为消除、缓解这种困患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责任感，这种忧国忧民的情怀是汉代政治参与意识产生的又一心理基础。张岂之《历史上的忧患意识》[2]一文认为，中国历史上忧患意识在先秦已经产生，主要表现在国家倾危忧患意识、忧国忧民意识、文化忧患意识等方面，汉代先秦的这些忧患意识已经深入到文人士子心中。西汉初年贾谊心系国运，在汉政权日益巩固、经济迅速发展的形势下，以思想家敏锐的观察力，数上疏陈政事，忧心忡忡地指出，“进言者皆谓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认为时势“可谓痛哭者一，可谓流涕者二，可谓长太息者六，若其他北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3]（《贾谊传》）。他深虑诸侯坐大危及社稷，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之言，提出了解决社会矛盾的良策。贾谊的“痛哭”、“流涕”、“长太息”，并非无痛呻吟，而是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的表现。西汉后期，士大夫忧国忧民意识更为强烈，哀帝时鲍宣对丁傅用事、奸佞当政、权臣跋扈、民不聊生的社会政治颇为忧虑，他指出，“凡民有七亡”、“又有七死”，“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欲望国安，诚难；民有七死而无一生，欲刑措，诚难”[3]（《鲍宣传》）。鲍宣对政治时弊进行无情的揭露，把民众的疾苦与国家兴亡联系起来，要求哀帝去奸佞、任贤臣、蓄民力。东汉士大夫“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意识更为丰富和深化，他们对政治的清浊、社稷的安危、民众的生活更加关注，充满了深深的忧国忧民意识，更激发了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庄严责任感和使命感。陈蕃15岁即有“清世志”，并发出“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的豪言壮语，出仕为官，“言为士则，行为士范”，大有“澄清天下之志”。他在给桓帝的上书中，自陈忧思所致，“寝不能寐，食不能饱”，实忧“内患渐积，外难方深”，他强调自己“位列台司，忧责深重，不敢尸禄惜生，坐观成败”[4]（《陈蕃传》）。范滂“少厉清节，为州里所服”，为官后到冀州按察灾荒情况，“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而李膺更是“风格秀整，高自标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5]（《德行》）。汉代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忧国忧民意识，使他们在政治实践中表现出极强的政治参与意识，他们关注社会发展，关注国家盛衰，关注民生疾苦，探讨治国方略。司马迁编撰《史记》，提出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就是探讨社会发展规律，寻找“治世之道”。陆贾、贾谊、晁错、王符、仲长统、荀悦等政治家论道经邦，都是为了阴阳和谐以维持阳尊阴卑的社会等级秩序；司马相如、班固、张衡等文人做诗做赋也是为了助人君、顺阴阳、行教化；而董仲舒、扬雄等哲学家也以为现实政治服务为己任，以天时阴阳之序的政治哲学论证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合法性，维护封建社会政治的持久稳定。
    二、汉代政治参与的形式
    汉代政治参与的形式多种多样，主要有言论和活动两种形式。言论包括口头和书面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两种；活动包括集议和上诉等政治实践形式。根据不同政治参与主体、内容和作用，汉代政治参与的具体形式主要有以下七种。
    （一）奏章：奏章是各级官吏向皇帝表达政治见解的书面材料。据《汉杂事》载：“凡群臣之书，通于天子者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驳议。章者需头，称‘稽首上以闻’，谢恩陈事，诣阙通者也。奏者亦需头，其京师官但言‘稽首言’，下‘稽首以闻’，其中有所请，若罪法劾案，公府送御史台，卿校送谒者台也。表者不需头，上言‘臣某言’，下言‘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左方下附曰：‘某官臣甲乙上。’”[4]（《胡广传》注引）这里所说的“驳议”，是指对公卿集议的结果或皇帝的成命提出异议。奏章是汉代各级官吏参政议政、进谏上言的重要形式，主要分为四种类型，即章、奏、表、驳议，也常称为“疏”，主要内容是揭露当时社会存在的问题，提出社会改革的措施，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汉代比较著名的章奏有贾谊的《积贮疏》、晁错的《论贵粟疏》和《徙民实边疏》、董仲舒的《限民名田疏》、赵充国的《屯田奏》和张衡的《驳谶纬疏》等，都分析了社会政治存在的弊端，提出了政治改革的方案，对帝王的政治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