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谣谚：是以平民百姓为主体的政治参与形式。谣谚又称“风谣”，形式上采用通俗的歌谣或简明的短句加以表达；内容上往往“直抒己志，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言有尽而意无穷”[8]，表达着下层民众的感情与政治倾向。《吕氏春秋》说：“闻其声而知其风，察其风而知其志，观其志而知其德。”可见，谣谚是了解汉代社会政治状况的一个重要途径。据马新的《时政谣谚与两汉民众参与意识》一文研究[9]，两汉时政谣谚有三项基本内容：一是“狡兔死，走狗烹”与民众对国政大事的关注；二是刺贪虐与颂功德；三是官场素描与百姓心声。涉及国政大事、官员治政、官场风气等各个方面，喊出了民众的心声与感受，表达了百姓的政治倾向与爱憎，对汉代的政治与吏治起到一定的衡量与监督作用。具体来讲，汉代谣谚对政治的参与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评议当事人直接接触的从政人员的政治水准，既有直接的揭露和鞭挞，也有歌功颂德。前者如两汉民谣：“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是对灌夫依仗权势、横行颍川、作恶多端的愤恨和诅咒。东汉桓帝宦官左悺、具瑗、唐衡、徐璜等人，把持朝政，操纵皇权，天下百姓编造谣言说：“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雨坠。”[4]（《单超传》）就是说左悺能左右天子，徐璜凶猛如虎，具瑗大权独揽，唐衡气焰嚣张，如大雨坠落。后者如会稽郡山阴县令徐弘，字圣通，打击豪强，为政有绩，会稽郡百姓为之做歌：“徐圣通，政无双，平刑罚，奸宄空。”[4]（《杜诗传》）对其政绩给予充分肯定。东汉时期，南阳太守杜诗在任期间，兴修水利，为民除害，当地居民将他比做西汉南阳太守召信臣，造歌谣说：“前有召女，后有杜母。”把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官员比做父母。这些评议用言简意赅的语言表达了百姓对地方官吏政绩的肯定评价，对贪官污吏的鞭挞和讽刺。这种评议实质上是人们对政治清明的向往和对黑暗政治的反对，有助于调动官吏为政的积极性，提高施政水准，也对官员为政起到一定的衡量和监督，起到对政治激浊扬清的作用，反映了汉代民众对政治的积极参与意识。二是评议人品素质和学识才华。谣谚对官僚综合人品素质的评价，是用圣贤的道德价值规范约束官僚的行为，看似与议政无关，实质上却与政治有必然的联系，因为汉代政府选拔官吏特别重视名声，其征辟察举常以乡党评议为基础，获得乡党美誉，成为士大夫出仕的前提条件。故乡党舆论评议人品素质和学识才华，虽不直接议政，却关系到官僚的选拔，可以称得上是间接议政，对汉代政治的清明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如，戴子高为人豪侠任气，慷慨乐施，人呼：“关东大豪戴子高。”[4]（《戴良传》）冯豹事后母尽孝，以儒术教授乡里，乡里为之赞曰“道德彬彬冯仲文”[4]（《冯豹传》）。任文公善推阴阳之术，智慧超凡，人称“任文公，智无双”[4]（《方术列传》）。杨震学贯五经，道德卓异，关西为之语曰：“关西孔子杨伯起。”[4]（《杨震传》）这些谣谚都为汉代选拔德才兼备的官吏、促进吏治的清明提供了舆论的支持，也反映了汉代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三是批判和揭露现实政治的黑暗和弊端，表达民众心中的政治倾向与爱憎，在一定意义上也起到了参政议政的作用。如对官吏选拔这一敏感政治问题，民间关注的谣谚就相对集中。《史记·佞幸传》中，司马迁就记载：“谚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固无虚言。”汉代大张旗鼓地察孝廉、举秀才，倡导礼义孝悌，但实际政治生活却适得其反，西汉贡禹在上书中引俗语说：“何以孝弟为？财多而光荣；何以礼义为？史书而仕宦；何以谨慎为？勇猛而临官。”其背景则是“亡义而有财者显于世，欺谩而善书者尊于朝，悖道而勇猛者，贵于官”[3]（《贡禹传》）。到了东汉选举不实成为普遍的社会政治问题，公府州牧举亲辟故，不论德能，造成社会政治进一步黑暗。葛洪《抱朴子·审举》载谣言对这种名不符实的现象给予辛辣的讽刺：“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高第良将怯如鸡；寒素清白浊如泥。”政治的清明与黑暗是汉代谣谚关注的焦点，东汉时对朝中曲直颠倒，事非不明，给予抨击。如《后汉书·五行志》载谣言说：“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桓帝时代，贿赂公行，政以赂成，政治更加黑暗，民众们编造谣谚说：“城上乌，尾毕逋。公为吏，子为徒。一徒死，百乘车，车班班，入河间，河间姹女工数钱。以钱为室金为堂，石上慊慊舂黄粱。粱下有悬鼓，我欲击之丞卿怒。”[4]（《五行志一》）这是民众对为政贪婪、腐化奢侈的贪官污吏的无情揭露，表达出对社会政治黑暗、腐败的强烈不满，反映出了两汉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
    （六）清议：是以汉代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参政议政形式。清议指东汉后期知识分子横议政治、裁量当政、褒贬人物、指陈时弊的政治活动。范晔在《后汉书·党锢列传》中说：“汉自中世以下，阉竖擅恣，故俗遂以遁身矫絜放言为高，士有不谈此者，则芸夫牧竖已叫呼之矣。”
    清议在“党锢事件”之前是直接议政。其议政往往有强烈而鲜明的感情色彩。或褒贬人物，如周福因是汉桓帝之师而被擢升为尚书，而其同乡房植有名当朝，时论云：“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或裁量当政，如当时士大夫李膺、陈蕃、王畅等名震天下，太学生为他们颂德说：“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或指授称号，从不同角度表达人们的爱憎疾恶和政治倾向，如东汉末年，知识分子共同“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顾’，次曰‘八及’，次曰‘八厨’。犹古之‘八元’、‘八凯’”。这些列入三君、八俊之流的人物，与史载有出入，但其核心内涵却是十分明确的：“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俊者，言人之英俊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及者，言能导人追宗者也”，“厨者，言能以财救人者也”[4]（《党锢列传》），获得这些称号的人是当时知识分子舆论所认可的时代楷模。知识分子把他们提拔出来，授以荣誉称号，反映出他们对外戚宦官丑恶行径的蔑视和重建封建伦理纲常的强烈愿望。由于清议所授称号都是针对与外戚宦官为敌的名流士人官僚，矛头直指朝廷当政，严厉批判社会现实，所以引起了宦官外戚的恐慌，于是汉桓帝时便出现了打击知识分子的“党锢事件”，事件中大批知识分子被宣布永远禁锢，甚至于子孙都不得录用为官。经过这次无情打击后，知识分子的参政议政热情逐渐冷却，清议也逐渐远离政治，转而回到汉初品评人物之上。这时，出现了许多人物品评专家，著名的有郭太、符融、田盛、许劭、樊子昭和阳士。其中许劭和郭太最负盛名，世称“许郭”。从他们的清议言谈来看，明显已偏离议政主题，而更多的是从艺术的角度品题人物，语言含蓄隽永，体现出很高的文化素养，一定程度上开创了魏晋清谈的先河。如郭太本人才华高妙，且深藏不露，人物品评家符融称其为“海之明珠，未耀其光，鸟之凤皇，羽仪未翔”[4]（《符融传》），此番评论与魏晋清谈颇有近似之处。再如郭太论袁奉高、黄步度时云：“奉高之器，譬之泛滥，虽清而易挹；叔度之器，汪汪若千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不可量也。”[4]（《郭太传》）精妙的比喻、隽永的语言、诗样的境界，简直与玄风大家没有区别。其他人物品评家亦多有此风。他们或从道德性情，或从外在风韵，或从内在才华评议人物，而不涉及政治内容，由此可见东汉末年的清议已经失去了议政的本旨，滑向了清谈的泥坑。
    东汉的“清议”是对朝廷施政的臧否、吏治的清浊的褒贬和官吏人品优劣的评议，其目的是遏制宦官及其党羽任人唯亲的不良之风，使人才的选拔按照士大夫的标准和公众舆论的品评来决定，是知识分子干预朝政的重大政治活动，既对当时的社会政治起到了舆论监督作用，也为政府选拔人才、奖惩官吏、修订政策提供了一定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