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世纪是蒙古人的世纪，跨越欧亚大陆，横扫数个帝国，蒙古人的旗帜插遍世界的多个文明腹地。与此蒙古人在世界范围内的征城略地相伴随的是多种文化的交流、多种风俗的相互影响以及多种生活物品在世界范围内的大流动。那个时代绝不是我们通常所认为的是一个物质匮乏的时代，相反，奢华的物质享受在蒙元时代的贵族中成为了一种时尚，并融入到其政治的秩序建构中去。而其中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那个时期，一种特殊的纺织品的消耗量是惊人的，这些纺织品被称之为纳石失，是一种用金丝织就的布料，极受蒙古人的喜爱推崇。这种物品从西亚波斯源源不断地运到中国，影响了蒙元时代的服饰消费文化。不仅仅如此，这还是一种奢侈性的消费，仅限定在社会上层的物质消费，其流动代表着一种权力及政治合法性的传递。对此，托马斯·奥森(Thomas Allsen)有过细致入微的研究，在他的历史研究中，我们不仅会看到穆斯林世界精美的纺织品是如何伴随这样一种文化的传递而在欧亚大陆之间的频繁流动的，同时我们也可以具体而微地看到一种奢侈品的政治学是如何展现自身的。①
    一、纳石失：一种代表蒙古帝国的布料
    作为过去的手艺人，伊斯兰社会中的织工有着世界范围的影响力，这与他们在全世界跨越文化边界的频繁的游动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在中世纪蒙古人创建的草原帝国的统治之下，这些作为手艺人的织工也在将布料以及他们的编制技术当作一种文化输入到蒙古贵族的宫廷中去，这种输入不是一种强迫，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接受或者文化的借用，因为精美布料以及服饰的占有和赠予在蒙古人的政治文化中一直是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甚至可以说，这种布料所承载的政治作用决定了那些远在伊朗(波斯)的穆斯林织工愿意跨越欧亚大陆，来到蒙元时期的中国，甚至永久地留存在了中国，成为了本土的中国人。②
    确切地说，在中国，蒙古人强势性地占据统治的年代就是元朝(1271-1368年)，但是之前和之后的蒙古人开创帝国对世界的影响都是非常显著的，甚至延续到今天。对于元朝那个时代，留给我们的印象大多可能是负面的，以汉人的视角去理解蒙古人统治的元杂剧大概是那种负面印象生产的总加工厂。③
    现在，要公允地看待那个时代的历史需要有一种人类学家的“他者”关怀，而非仅仅从异族侵略的视角去过分扭曲地看待那一段历史。在社会科学界，最近的物质文化的视角引导我们开始重新注意到在人们使用和消费物质之时，背后所体现出来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区分的象征性支配究竟是在哪里。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注意到在物质的使用的同时，人们究竟要表达什么？这一点，蒙元的服饰史终究让我们从具体的史料中体会到那个离我们似乎已经很遥远的时代，人们究竟是怎样借用一种文化的观念，并使这样的一种观念投射在物的上面。
    对于蒙元时代的服饰，最为可信的记载莫过于《马可·波罗游记》中的记载了。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不止一次地记述他所亲历的蒙元帝国服饰的精美，其中就提到“用金银丝线织成的布匹”。④而在一三三零年左右有一份写给一位名叫威廉·亚当(William Adam)的大主教的短文中，这位作者也提到了在元代中国所看到的大量的“丝绸以及镂金的服装”(cloths of silk and cloths of gold)。从奥森(Thomas T.Allsen)对于这份历史文献的引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那个时代元帝国的辉煌：
    皇帝的子民都穿着富庶……尽管有大量的丝绸和金子，但是有少量的亚麻，因此所有的人都有丝绸衬衫；并且，他们的服装是由鞑靼人的布料所做，还有绸缎子，而对于其他富有的材料，他们常常羡慕的是金银以及宝石。⑤
    还有许多的历史文献都在讲述着同一个主题，那就是在那个时代，在南亚的各个地方都可以见到鞑靼人生产的布料和丝绸。在印度的德里，一位十四世纪的阿拉伯作家就记载了在那里的宫廷之上，从国王到将士都身着鞑靼人的布料的衣服，甚至还清楚地提到，这些鞑靼人的服装中大多数都是“以金丝织就的”(brocaded with gold)。⑥这一点也为沈从文所著述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中对于“元代帝后像”的解说中给予了确证：
    忽必烈穿白衣，带银鼠暖帽。照元代制度，这种皮暖帽是应当配合银鼠袍、银鼠比肩同穿，属于帝王大朝会只孙(或作“质孙”)冬服十一种之一，且是最重要的一种。照《马可·波罗游记》所述，元统治者每年必举行大朝会十三次，统治者和身边有爵位的亲信大官贵族约一万三千人，参加集会时必分节令穿同一颜色金锦质孙服。并且满身珠宝，均由政府给予。按时集中大殿前，用金杯按爵位或亲疏辈份进行酒宴，金紫照耀。最高统治者身上珠玉装饰，特别华美。⑦
    这是对于蒙元帝国时代的礼仪与服饰的最为完美的描述，在这段文字中我们看到了作为统治者的元帝国贵族对于服饰以及金银珠宝的不加吝啬地消费的那种情状。
    元帝国统治的时代，为欧洲的中世纪。欧洲人对于中世纪，就像我们对于中国的元代一样，经常使之与“黑暗”联系在一起。但是，今天的历史学家的研究似乎在逐渐打破这样一种族群中心主义的偏见。看看布姆克(Joachim Bumke)撰写的《宫廷文化--中世纪盛期的文学与社会》一书，我们就不难发现，与元帝国在服饰和器物上同样不加吝啬地加以“耗费”的还包括欧洲中世纪在内。在十二、十三世纪的欧洲，修建华丽壮观、装饰典雅的城堡成为了一种风气，贵族对于生活的奢侈的需求几乎达到了一种登峰造极的程度。在服装上，人们一样不惜成本，从世界各地搜罗上等的服饰面料，精心地制作成一件件华丽的服饰。东方的丝绸成为这个时代人们趋之若鹜的华美的服装面料，诗人们也尽其所能地去构想出各种名字来称谓和形容各种穿上这些华丽的丝绸服装之后的女性的柔美。甚至一位身份高贵的公爵夫人，因为实在喜欢一块珍藏在教会里面的丝绸而起偷窃之心，并毫不遮掩地将其缝制成为一件礼服，穿着这件礼服出入于教堂的各种隆重的仪式和庆典之中，后来东窗事发，这位贵妇人自然也因此而遭到了教堂最为无情的惩罚。⑧
    欧洲的历史也可以从奢侈品的普及化的角度去书写，因为有许多的物品，包括白糖、茶叶以及胡椒等现在的普通消费品，最初都是极为难于获得的奢侈品。⑨服饰和布料的历史也不例外，比如到了十四世纪，作为欧亚连接末端的英国，“以金丝织就的布料”已经是遍布这个国家的各个地方了。⑩这种普及化的过程显然有一部分是要归功于在欧洲家喻户晓的《马可波罗游记》一书中对于元帝国时期民众服饰的详尽的描述，这份游记对十四世纪的英国社会而言，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它刻画了一个英国人望尘莫及的奢华的东方世界。与此同时，英国的上层也在那时开始通过与在伊朗的蒙古人的直接接触而有了相互的物品的流通，而那个时候鞑靼人已经能够自己生产的“以金丝织就的布料”可能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下传入英国，并在英国社会中流行开来的。(11)
    这种在欧洲的中世纪以及后来都很流行的“鞑靼人的布料”(cloth of Tartary)，其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布料呢？显然，其中一个核心的要素就是“金”(gold)，而能够织成布的自然是需要有金丝了；而另外一种要素就是丝绸，丝绸的丝与金丝的丝织就在一起就成为了一种看起来是蒙古人特产的“鞑靼人的布料”了。历史上还有一个名字专门来称谓这种布料，即nasīj，在中文的文献中称之为“纳石失”，即“金锦”之意。(12)在这里很明显，“纳石失”这个名字是nasīj的音译，nasīj原为阿拉伯语，有“编制”的含义，经过元帝国蒙古人之手，原来完整的nasīj al-dhahab alharīr，即“金和丝绸的布料”的含义被压缩成为“纳石失”(nasīj)了。(13)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所谓的“鞑靼人的布料”，实际是有阿拉伯的“血统”的。
    依照沈从文的考证，“纳石失”的编织方法是“缕金”。(14)英文对应的是brocade，即嵌入作为装饰的丝线的编制方法。这种装饰性的丝线是要被编织在作为衬底的布料之上的，而“纳石失”所用的丝线就是金线了。这种精美的纺织品在那个时代几乎传遍了蒙古帝国全境并影响到周边的地方。这种编织方法后来出现了多种的变形，不过其最初的起源总是会被追溯到古波斯也就是今天的伊朗那里。在波斯语中有nakh，其最初的意义就是指“以金丝织就的丝绸”(of silk woven with gold)，并且nakh这个词是可以和nasīj这个词相互替代使用的。(15)
    但是，毋庸置疑的是，“纳石失”这个词密切地跟“蒙古人”或者“鞑靼人”联系在了一起，这成为了一种可以用来代表蒙古人的布料，即一种用金丝和丝绸织成的布料。西方世界中，西方人对于作为游牧民族的蒙古人的意象是极为鲜明的，这应该可以归纳出正反两个方面来，反面的意象是把这样一个曾经征服过欧亚大陆的民族称之为“鞑靼之轭”(Tartar Yoke)，它可能意味着一种文明的倒退，意味着破坏、死亡与文化的衰落；当然也有另外一种正面的意象，即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统治下的和平”(pax mongolica)的政治抱负促成了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物品流通以及互利共赢。(16)
    奥森这位蒙古学学者显然是在有意地摆脱这样两种近乎刻板印象的意象的束缚，而意欲寻求对于蒙古帝国的膨胀以及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更为深邃的文化上的理解。借助对于蒙古人服饰史的探求，他开始去追溯在这服饰史的背后蒙古帝国发展壮大的更为根基性的构成要素。他从十二世纪的欧亚大草原的最东端的金朝开始，一直追溯到成吉思汗的元帝国的建立。在这一历史的追溯之中，奥森注意到了这个历史上的帝国之所以从分崩离析的部落成长为一个帝国的极为重要的机制，这个机制就是交流，即与外部的不断的交流，这种交流既是文化的，也是商业的，同时还是技术和知识的。通过这种交流，这个帝国从占据欧亚大草原的一隅转而成为了一个所谓的Yeke Mongghol Ulus，即“大蒙古国”(State of the Great Mongols)。此时，一个游牧的民族牢牢地控制住了像中国的汉族以及伊朗的阿拉伯人这样的定居民族。这种在差不多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的非常自由的交流，确保了这个游牧的民族不仅没有因此而失掉自己的民族的特色，甚至还因此而附加上了一些本来并非属于自己原产的文化属性，而作为纳石失的“鞑靼人的布料”便是其中的一个明显例证。因为，曾经享誉欧洲的“鞑靼人的布料”，其原产地绝非是在蒙古人占据的大草原上，但是却为蒙古人的贵族和精英所广泛使用，争相追逐，(17)转而成为蒙古人的自我认同的文化标志。
    不过，这里仍旧有一种文化选择的问题，为什么中世纪的蒙古人偏偏选择了这样一种外来的布料，使之成为他们自己的所爱，到最后甚至外来的含义都被忘记掉了，人们径直地将这种布料认同为是蒙古人所独有的了，由蒙古人所制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