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世纪蒙古帝国时期的蒙古人社会中，布料和服饰跟政治的关联已如上文所述，与此有类似关联的就是蒙古人对于颜色的文化选择。在一定意义上，颜色的选择要比服饰的选择来得更为基本。在草原部落社会中，颜色最初具有指引和标示方向的作用，甚至食物也要以颜色加以象征性的分类。在蒙古人的观念里，日常的食品以白色来代表，而红色则代表血和肉食，黑色代表茶和汤，黄色代表黄油，绿色代表的是像野洋葱和大黄这样的调味品。而与我们的主题更为相关的颜色与社会地位区分之间的关联，比如在蒙古人的观念中，黑色所含有的意思更多是跟服从联系在一起，因此多用来指涉平民小户；而与之相对的白色，则常被用来指称出身名门望族。(58)
    除了指引方向、指称物品以及分类的功能之外，颜色自身还有一些内在的属性，这些属性密切地跟一种“灵性的力量”(spiritual force)联系在一起，并为人所感受和认可。而在蒙古人的文化中，白色便是这样一种有着灵性力量的颜色。在蒙古人的观念里，白色首先是跟“好运”联系在一起的。比如在写到元朝名将木华黎(1170-1223)的出生时，《元史》就说他是“生时有白气出帐中”，神巫便说这是非同寻常的一次降生，“此非常儿也”，也可以像奥森对此所解释的那样，是“一个有着才华横溢的未来”的降生。并且，奥森进一步解释道，此一“白气”(white vapor)的出现不仅意味着“新出生的婴儿会有好运”，而且“这会引出或者创造出他的‘运气’来”。(59)白色因此转过来与草原帝国的意识形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是“好运”和卡里斯玛人格的代名词，同时也是蒙古人王所应该具备的一种品质。比如据《蒙古秘史》记载，在1206年(虎儿年)，蒙古各部在斡难河滩聚首，树立起来“九脚白旄纛”或者说拖着九个尾巴的白旗，拥戴成吉思汗成为蒙古大汗，即成吉思汗。(60)这意味着能够带来好运的一种旗帜，它是白颜色的，这也预示着成吉思汗的时代的到来。之后的蒙古人以及受到蒙古人影响的区域的人们都以白色的动物作为牺牲来贡献给苍天，祈求幸福和好运。对于中世纪的蒙古人有着强烈影响的源自于波斯的摩尼教也使自己的作为神圣性的颜色紧密地跟白色联系在了一起。畏兀儿人曾经在十三世纪一直向西征伐，获得了无人可敌的胜利，他们用十二年的时间，征服了包括突厥斯坦在内的所有国家及其领土，直到看到“长着动物肢体的人”，他们才停下征伐的马蹄。而所有这些的成功都被归咎到由于“一个身穿白衣，手持白杖的老人”的梦中指点，白衣老人给了他“一块状如松果的碧玉”，启示畏兀儿人的布可汗凭此便可以一统天下。(61)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白色作为一种政治颜色是由摩尼教传入到蒙古草原上去的，恰恰相反，志费尼的这则记述正好说明了白色没有成为摩尼教独自的占用品，而是转而使得接受了摩尼教的畏兀儿人进一步“把已经存在的本土人在白色与好运以及政治上的卡里斯玛相对等上加以强化”。(62)这样的一种强化同样体现在蒙古人在接受金和金色的外来物品的态度上。
    蒙古帝国的政治权威与合法性很多时候都跟金子联系在一起，这与蒙古语的“金”(altan)一词的多重含义相对应。金子代表的价值、原始、太阳、天空、男性，这跟银子所代表的大地、月亮、女性等等相对照。在根本的象征上，金子隐含的意义是无法被打碎的永恒本质以及价值上的纯正。成吉思汗的家族就曾被看成是“金子一般的家族”(golden lineage)，许多的历史记述都借用了这样的一种类比，来把成吉思汗家族的帝国大业描绘成为金子般的颜色。甚至成吉思汗本人也被看成是有金子般的属性所构成，有使用金子做的门、有金子般的政府、有一个金子般的脸、身体、金子般的王位以及金子般的家庭和财产等等，甚至人死了都可能是金子一般的尸体。(63)
    蒙古人对于金子的看重，并且使其和帝国的权力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这是与草原帝国的政治意识形态有着紧密的联系。在那个帝国里，金子这种金属与这种金属的颜色跟政治权威之间的等同是这个帝国里对于权力和权威理解的一种表达，并且根深蒂固地嵌入在这个草原帝国的文化价值观之中。一位名叫亨利·塞拉斯(Henry Serruys)的研究者曾经专门研究了蒙古人对于金子的观念以及帝国权力观念之间的对等关系，他认为在东部草原的蒙古先民使用金子来标示他们在政治上所获得的启示和主张是很普遍的。(64)比如游牧的畏兀儿可汗就是住在一座金子的帐篷中，并且是端坐在一个金王座上。这样的描述甚至在此之前的许多突厥语国家的文献中都可以阅读到。比如十一世纪的一个叫迦色尼(Ghaznavids)的突厥语奴隶王朝的国王马苏德(Mas ‘ūd)就有一副金子王座，上面有金丝织成的垫子，这一王座被放置在用阿富汗东部贾拉拉巴德的金锦编织的台子上面。还有记载提到，在突厥可汗的大帐里，凡是木制品上面都覆以金箔，整个大帐金碧辉煌。公元六世纪的五百六十九到五百七十一年之间，拜占庭的使臣扎马库斯(Zemarchus)出使西突厥，他记述说自己是在一个“金山”一般的峡谷中觐见了西突厥可汗，第一天他见到可汗是在一座五彩丝绸编织的帐篷中，可汗端坐在一个金子宝座之上；第二天见到可汗是在另外一座帐篷中，这座帐篷依旧是以五彩的丝线编织成的，可汗坐在“一个完全用金子做成的睡椅”上面，环绕这睡椅的是金制的瓮、洒水罐以及盛水的罐子，这些都是金制品。到了第三天，大家又聚集到另外的一顶帐篷里，帐篷中矗立着镀金的木柱，还有一只有四只金孔雀支起的金子敲打出来的睡椅。(65)研究蒙元之前的西突厥历史的学者林英也注意到了这种六世纪末到七世纪的西突厥人对于黄金的偏爱，那是一种被称之为“索里得”(Solidus)的拜占庭金币，“凭借它丰富的象征意义，以及与突厥尚金传统的契合，成为突厥可汗向周边民族炫耀权威的外交礼物”。(66)作为蒙古人的先民，突厥诸部族的辉煌使其尚金的传统得到了固化，并成为这个民族的一个无法抹去的传统，《周书·突厥传》记载突厥人为“旗纛之上，施金狼头”，也就是在最具权威的旗帜上，用金子来铸就代表这个民族图腾的狼头，这也足见金子在这个民族中的崇高地位。(67)而与突厥民族有着一脉相传的蒙古人显然把这种固化了的民族认知继承了下来。
    更为重要的是，金子及其颜色成为了一种代表高贵与威严的王权的象征，这跟太阳、火以及天空等同，代表着帝国的独一无二的统治。而纳石失恰恰是这样一种外来的纺织品，它传入到蒙古人的社会中去之后便被无限度地提高了自身的价值，使其成为高贵与权力的象征。比如《元史》中记载的葬礼都使用了大量的金子和纳石失，棺椁要由香木制成，并以四条金带捆绑，将其放置在由青绿色的纳石失铺就的马车上，棺椁上面还要单独覆盖上纳石失。(68)
    在对一种贵重物品的选择上，蒙古人没有追随汉人的对于玉石的追求，而是转而接受了在印欧以及西亚都很流行的对于金子以及金子的颜色。蒙古人更没有接受汉人社会对于黄土的颜色的偏爱，而是接受了同样是在印欧和西亚都很普遍的对于白色的偏爱。同样，在上古汉人社会中，玉石代表着富有和高贵的社会地位，玉石的通天的功能，使得人的生死都需要有玉石作为伴随。(69)而对于土地的特殊的依恋，使得聚居在黄土高原上的核心汉人社会对于黄土给予了一种至高无上的象征价值。在这里，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汉人社会所崇尚的黄色绝对不是黄金的黄色，而是黄土的黄色。这跟游牧的蒙古人以及之前的西突厥人不同，他们选择了黄金，并把黄金的颜色看成是至高无上的权力的象征。并且，正像奥森所指出的那样，黄金在这些游牧的民族中，在他们的政治、艺术以及神话生活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