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侈糜、奢华与支配
    最后，对于纳石失的文化传播史的追溯，这可能是历史学家最为关注的线路。但是，对于社会学家而言，我们更加需要通过对于这样一类物品的历史追溯而注意到这类物品背后的象征意义以及使这种象征意义能够得到表达的社会安排。
    尽管我们今天的社会并非缺乏奢华的生活，比如对于一位富有者而言，一顿美餐可以耗费一个普通百姓一年的全部收入也在所不惜，甚至今天的消费意识可以维持天天如此的境遇，不过，总体而言，我们对这样的消费方式一般是会采取完全批评的态度的。我们确实无法容忍那些社会的寄生虫在无休止地耗费劳苦大众的积蓄。但问题可能是，即便是在社会中有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对铺张浪费以及一般意义上的反对社会消费的不平等的社会运动的存在，但是这种奢侈性的消费从来就没有在这个社会中真正停止过，实际上任何社会都有不同程度的此种消费存在，只是我们并没有给予更多的学理上的关注。
    应该说，面对这样的社会困境，我们今天也许首先要做的不是举起右臂去反对什么，而更为重要的是静下心来去看看这种消费是否真的就像启蒙社会以来的大众所说的那样已经是一文不值，该丢到垃圾箱里面去了。尽管社会学理论中开始思考后工业社会或者消费社会的出现(79)，但是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触及到奢侈性消费更为深邃的文化意义，特别是其跟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80)而中世纪的蒙古人对于纳石失这种布料和服饰的钟爱，让我们开始有耐心去追溯一种奇特的消费观念其背后可能有的文化意义，这是消费社会的理论所无法真正涵盖的。
    面对蒙古人在十三世纪的奢华，我们首先需要思考的奢华的社会意义。很多的学者显然是带着现代的眼镜去审视过去的前现代社会，并以生活的奢侈品和必需品去分类一个社会的物品，以为奢侈品为一个社会的多余，非社会中的人的必需。珍妮·施耐德(Jane Schneider)认为这样的见解是极端错误的，奢华(luxuries)对于维护一种忠诚的风气以及使庇护关系加以物质化是非常必要的。(81)这一点不仅是蒙元的游牧民族，之后的晚明也有同样的奢华生活的复制。(82)
    不过，在这里特别值得提及的是，这样的一种见解实际上在中国的古代蒙元之前的汉人社会也并不缺乏。在上古时代的中国，人们确实开始注意到了奢侈的耗费如何有助于社会的再生产，这种思想包含在了托管仲之名而撰写的《管子》一书的“侈糜篇”中。而且，更为令人惊讶的是，郭沫若专门为此篇文字作了一个详细的校订，并且写了一篇极长的文字来介绍这篇文章，名为“《侈糜篇》的研究”，载入他的《奴隶制时代》一书中。(83)
    郭沫若写作此文的最初落款时间是一九五四年九月，在那个年代，就像《侈糜篇》成文之后的年代一样，这篇文字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反倒是在美国的学者杨联陞慧眼识珠，看到了这个问题的意义，写了一篇围绕郭沫若的文字的评论性文章，题目为“侈糜论--传统中国一种不寻常的思想”，把中国古代社会中的一种奇特的积极看待奢侈的问题又重新提了出来。(84)
    依据郭沫若的考证，《侈糜篇》不仅可能不是管子所作，甚至也不是战国和秦代的作品，而是西汉初年吕后专政时代的产物。(85)但是却不能否认《侈糜篇》所包含的思想在上古时代，至少是先秦时代，就已经存在了。那么，这份汉代的文字遗产所要透漏的核心意思是什么呢？郭沫若是从现代经济的角度去加以理解的，认为“侈糜”二字所标示的就是“大量消费，大量生产；大量兴工，大量就业”，甚至“时俗变化”都要依赖于“侈糜”。只有不断地消费掉旧的，才能够产生出来新的。(86)考虑到郭沫若写作的年代，他可能是隐喻性地想借对《侈糜篇》的注解来为当时的国家建设提供一种建议。《侈糜篇》中有这样几句话
    贱有实，敬无用，则人可刑(型)也。
    故贱粟米而如敬珠玉，好礼乐而如贱事业，本之始也。……
    积者余粒食而侈，美车马而驰，多酒醴而糜，千岁毋出食。此谓为本事。(87)
    这些话中关键的“有实”和“粟米”被郭沫若理解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是需要容易获得，并且要便宜地获得；而其中的“无用”和“玉珠”被理解成可以用来促进消费的手段，甚至把最后一句附带上诗人的想象转译成为了这样一句话：“使有积蓄者尽量的吃吧，尽量的乘车走马享乐吧，一千年都不会讨口。为什么？因为那样便促进了农业的生产，也就是促进了‘本事’”。(88)
    郭沫若的这种解释仍旧是自陷于经济学的生产和消费的循环解释之中，没有看出上述这段话或者《侈糜篇》通篇的主旨。这主旨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强调，一个社会之所以能够比较完好的存在，上下级之间需要有各自不同的生活方式。杨联陞更进一步，他是以西学来注释国学，尽管也没有在《侈糜篇》的解释上提出更多超越消费经济的解释出来，但是他确实注意到了一些具有政治象征意义的可能解释。他提到了《侈糜篇》的英译，认为英译将《侈糜篇》译成“厚赏”(Generous Rewards)是比较贴近原意的。比如《侈糜篇》中的“通于侈糜而士可戚”一句由此可翻译成为“他(即统治者)一定得精通厚赏的技巧，这样才可以使兵士彻底效忠”。(89)
    实际上英文的译者基本揣摩出来了《侈糜篇》所核心要表达的意义所在，这种意义更多的是社会的和政治的，而非实用的和经济的。应该提醒的是，在古代的中国，统治者和臣属之间不仅仅是主奴关系，更为重要的还是一种庇护的关系。通过“厚赏”来巩固臣子们的效忠，这是一种权力支配的方式。而作为社会上层的这种奢侈性的赠予实际上是在强化了一种既有的社会秩序的维持，即管子所谓“人可型也”的本意。鼓励上层的奢华，绝非意味着下层就能够得到生活的改善，这样的解释无法去面对那些因为皇权的穷奢极恶而导致的国家的解体。根本的意义上，侈糜所能够体现出来的应该是一个文化里被认为最为辉煌和被认为最有价值的那些要素的侈糜。
    尽管，杨联陞注意到了中国整体的思想传统里是“爱好节俭而不喜欢奢侈浮华”的，而文化里的鼓励积蓄以为不测之用，还有，“倒吃甘蔗”的比喻几乎是家喻户晓，而像“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道德教化在文化价值的倡导中也并不缺乏。(90)但是，杨联陞还是没有注意到秦汉时代奢华之风，特别是秦朝，这一点却为郭沫若注意到了。他注意到了秦始皇的奢华，认为他是“一位最伟大的侈糜专家”，确实，在秦始皇的治下，阿房宫、骊山陵、长城、直道等一系列的宏大建筑都得到了修建，动员的人力都在几十万人以上。(91)在这个意义上，就像中世纪营游牧生活的蒙古人对于可以移动的贵重物品黄金的追求成就了他们横跨欧亚大陆的草原帝国的伟业一样，作为以定居为主要生活方式的秦朝，也以修筑这些标志性的奢华的建筑而使其声名远播。这是这个帝国秩序稳定的基础，是确保帝国军事统一的先进武器之外的具有象征性意义的黏合剂。因此，在这一点上，洛普茨(Robert S.Lopez)的强调是有道理的，那就是，我们不能够以现代的功利主义的观念、生活必需品的概念以及铺张浪费的概念去套中世纪及以前的社会对于文化和经济价值的理解。(92)
    在这一点上，代表中国以及西方早期交流印迹的“丝绸之路”可能并非像一般人所认为的那样仅仅是一条贸易的通道，它更可能是一条使政治的象征性权力得到展示的政治奢侈品的供应通道。“丝路”的概念最初是在一八七七年由德国的汉学家里希霍芬(Ferdinand van Richthafen)在他的一部有关中国研究的书中提出，后来德国人赫尔曼(A.Hermann)在一九一零年的《中国和叙利亚间的古代丝路》一书中对此概念又进一步加以确证。(93)作为一种长距离的贸易活动，丝绸之路也像其他游牧民族的商路一样，它不仅是为着人们生活必需品而设立的。张骞通西域的时代应该是汉帝国最为强盛的时代，而与此同时，罗马帝国也在西方占据一种强势的地位，而在汉帝国和罗马帝国之间则有随后兴起的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以及波斯和贵霜王朝的出现，这是被看成是丝绸之路确立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