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获得纳石失的途径与帝国的扩张
    作为一种纺织品，纳石失是用金丝织成的布料，即金锦或锦缎，属于原产地为波斯的纺织品。对此，美国的考古学家劳费尔有专门的考证。(39)劳费尔追溯了锦缎这种波斯的纺织品最早传入中国的年代至少应该是在公元六世纪初的梁朝，据《梁书》的记载，公元五百二十年一个名字叫“滑”的国家给梁武帝进贡，那一年所供奉的就是一种名为“波斯锦”的锦缎。并且书中详细解释说，这锦缎乃是由“金缕织成”。(40)
    而在蒙元时代，这样的金缕织成的锦缎，即纳石失，成为上层贵族消费品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部分。由于这类纺织品并非蒙古人所自产，需要由波斯等地运进，而如何通过顺畅的流通来维持这种奢侈性的消费就成为蒙古帝国时代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背后隐含着政治的意味。据奥森的归纳，此种纺织品的流通进入到贵族的奢侈性消费的循环中去不外乎下面这样四种方式，即战争的战利品、国家的税收或者岁贡、往来贸易以及宫廷的作坊生产，至于采取这四种方式中的哪一种，那会因时因地的不同而有不同的选择。(41)
    在蒙古帝国扩张的初期，从定居的社会中劫取战利品是游牧民族最为突出的获取定居社会奢侈消费品的一种途径。据史书记载，一二一五年在金国的都城陷落之后，蒙古人获取了大量的上面嵌有金丝的绸缎布料，而在一二三四年，金国灭亡之后，这类的丝织品就全部成为蒙古人的战利品了。同样的模式在西亚得到了重演。(42)在志费尼的笔下，蒙古人成帖木儿在丝绸之路中路的呼罗珊差不多抢走了当地人的所有的牲口和衣物。(43)而依照阿拉伯学者伊本-阿阿特尔(Ibn al-Athīr)的记述，蒙古人从外高加索的刚加入(Ganja)居住民那里索要财物和衣物，其中最为重要者就是金丝的布料(cloth of gold)。(44)
    强迫被征服者的朝贡也成为了蒙古帝国维持其奢侈生活的一项重要手段。1209年吐鲁番的畏兀儿人主动归降蒙古人，成吉思汗要求其进献纳石失、丝绸以及缎子作为贡品。1232年元帝国要求东北的朝鲜人进贡一百万套军服、一万匹紫纱以及两万张上好的水獭皮。总之，蒙古人对于他们所征服的地方和人民搜罗最多的，也是他们最乐于搜罗的，就是好的战马以及精美的服饰，这在对于蒙古人的历史记载中随处可见。(45)
    这体现出来蒙古人对于服饰的特别偏好，这种偏好体现在对于精美的纳石失上面。伴随着这种蒙古人的偏好以及由这偏好所引起的遍及欧亚大陆的蒙古人的征伐，一些围绕着以金丝织成的纳石失的贸易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发达起来。奥森转述了志费尼的一个记载，认为最初到达蒙古帝国从事贸易活动的是1217到1218年之间的三位布哈拉商人，他们搜集了大量的金丝织品，去到东方的土地上贩卖。他们在成吉思汗的面前吹嘘炫耀自己所持物品的珍贵，并索要三个金巴里失的高价。这惹恼了成吉思汗，拿出自己“存在他府库中前代诸汗所有的织品”给那些商人们看，最后成吉思汗还是给了这些商人的货物每件金丝织的料子一个金巴里失。(46)这也足见成吉思汗本人对于此类贸易的尊重和保护，他的这种尊重贸易商人的精神在后来成吉思汗的继任者中得到了持续。
    随着此种长距离的贸易受到保护，这种贸易在十三世纪上半叶的东方帝国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大量的商人向东旅行，大批的织工涌入成吉思汗所在帝都，逐渐地，差不多在十三世纪的中叶，蒙古帝国的朝廷开始了自己生产织物的尝试，并逐渐在此物品上不再依赖于从西亚和波斯的进口和朝贡。特别是在金丝织品上，这种独立的生产可以得到基本的自给生产。这样的景况首先要归功于当时蒙古帝国对于手工艺人的扶持政策。伴随着蒙古人的世界范围内的征伐，手工艺人的资源也是极为丰富的。散落在世界各个角落里的各种的手工艺人承担了传播他们的技艺的中介者的功能。(47)而在蒙古人血腥的征伐之中，首先得到保护的就是手工艺人。1216年蒙古人对于山东东平的起义军的屠杀中，网开一面的是手艺人和名伶。同样在1219年蒙古人攻打突厥斯坦的西部和伊朗北部的战斗中，在毫不留情的血腥屠杀中，幸免于难的还是手艺人或匠人。(48)在此过程中，也就有大量的怀有高超编织技艺的织工留存下来，并成为蒙古帝国宫廷的自我生产金丝织品的第一代的织工，并使得在十三世纪的下半叶，蒙元朝廷可以尽情地享用自己宫廷里出产的金锦或者纳石失了。奥森对这一过程的梳理结束时举了一个比喻认为，西亚的金丝织品输入蒙元时期的中国，这就像是将煤炭输入到了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新城堡(Newcastle)一样，是一种自我的生产能力被激发出来的一种殖民过程。(49)
    三、布料颜色的政治学
    奥森的研究最精彩之处就是他从本土人的文化价值观(indigenous cultural values)这个角度去分析十三世纪的蒙古人如何对于纳石失这种布料有着那样强烈的吸引力以及在使用和消费上的如何的不遗余力，并且，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价值观是先于帝国的扩张而存在的，是蒙古帝国向外扩张的前提条件。(50)恰如奥森所指出的那样：
    对于欧亚草原的蒙古人以及其他游牧人群而言，衣料、服装以及颜色都有着重大的象征性意义，这一般都被用来跟一个更为广泛的有关社会、民族性、政治权威以及私人关系的观念进行交流。并且正是这些观念，其中有些在这个草原上已经有着悠久的历史，最好地解释了蒙古人对于金丝织品的接纳以及为什么在元代的时候回回织工以及其他的西亚的纺织传统会被传输到中国来。(51)
    至少对于蒙古贵族而言，服饰的赠予的实践并不缺乏，甚至可以说在史籍中随处都可以读到相关的记载。据《元史》记载，各种的宫廷仪式都要有服饰和布料的赠予。皇子的出生更要有名为sa-ta-hai的金银彩缎的赠予。而奥森认为，sa-ta-hai这个词乃是阿拉伯语的sadaqah，即作为仁慈的赠予的礼物的意思，专门是用来指称皇家的赠予。(52)
    一般而言，服饰的佩戴体现着一种文化的意义，穿上某种服饰意味着力量和权力的获得，而脱下或者摘去某种服饰就可能意味着力量或权力的丧失。成吉思汗在与其他部落的头人结盟时，总要以金带作为信物来进行交换，以此来证明相互之间的结盟的牢固。而在成吉思汗落魄之时，他就会解下腰带，摘去帽子，以示自己的力量和权力的丧失，并会跪倒在太阳的面前祷告，祈求上天能够再次给予他以力量和权力。(53)这种体现力量和权力丧失的摘帽和取下腰带在游牧社会中是一种比较寻常的象征性的文化的表达。在此意义上，服饰便具有了一种比较深刻的政治象征意义。求得赐予服饰便是一种服从和归附的表达。1209年高昌回纥(畏兀儿)的国王亦都护准备要投靠成吉思汗，以寻求对他的国家的保护，在《蒙古秘史》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畏兀儿的亦都护派遣使臣来见成吉思汗，命其使臣阿惕乞刺黑、答儿伯两人奏告说：“如云开见日，冰消河清，听到成吉思汗的名声，臣高兴已极！若蒙成吉思汗恩赐，臣愿得金带的扣子、大红衣服的碎片，做您的第五个儿子，为您效力！”成吉思汗听了他的话后，派人恩赐答复说：“朕把女儿赐嫁给你，让你做朕的第五个儿子，亦都护你把金、银、珍珠、东珠、金缎、浑金缎等缎匹送来吧！”亦都护喜获恩赐，带着金、银、珍珠、东珠、金缎、浑金缎等缎匹前来觐见成吉思汗。(54)
    在蒙古帝国这样的游牧社会中，不仅是服饰，一般意义上的纺织品都具有政治的指涉意义。用毛毡搭建的帐篷是游牧民族的住所的一种标志，成吉思汗称他的随从借用的是“那些生活在毛毡作墙的帐篷里的人”(those who live in felt-walled tents)。(55)另外，布匹和服饰的赠予也是国家日常支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蒙古帝国组织许多的征伐，付给各个参战部落的酬劳都是以布匹的交换来计算的。并且，领导者由上而下地再分配战利品和奢侈品遵循的是一种“垂滴经济”(trickle-down economics)的分配方式，在适当的时候，蒙古的统治者会将他们珍藏在府库里的服饰和珍宝拿出来由大臣们再分配给战士和平民。这种再分配具有政治的含义，通过这样一种对于服饰的慷慨的施予，一方面统治者的王权和权力得到了展示，与此同时，一种由下而上的对于此王权忠诚以及对于作为统治者的可汗的个人化的认同得到了空前的巩固。(56)反过来这也进一步强化了作为最高统治集团的皇族对于具有政治意味的纺织品的独占，许多的元朝法律都限定了服饰的适用范围，越制穿戴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而由皇帝来赠予此类的服饰就是一种极为荣耀的奖赏，《元史》中就有明确的法令来保障由皇帝独自来对其臣属的质孙罩袍的赠予。而在衡量一个人的财富时，是否拥有此种“政治织物”(political fabrics)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了。(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