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纳石失的服饰与奢侈性的消费
    正像前文所指出那样，在马可波罗的游记中，我们似乎很容易地就发现有关蒙古人服饰的记载，这些记载中有许多都是描写这样一个民族对于金丝织成的服装的特别喜爱，当时被马可波罗称之为“富裕的鞑靼人”的蒙古人是有这样的装束，他们的“衣着十分讲究，穿的衣服都是用金银丝线织成的布匹……”(18)并且，有充分的史料可以证明，那些上等的用金丝织成的布料和服装都是来自于阿拉伯地区的。
    托马斯·奥森(Thomas Allsen)曾经专门转述一份史料，其中提到成吉思汗之子窝阔台在十三世纪三十年代的某一天观看汉人的戏剧表演，戏中有嘲弄回教的意味，之后窝阔台便让这些人去他的府库参观他所收藏的珍宝，其中就有来自呼罗珊(Khurasan)这样的伊斯兰国家的金丝织品“纳石哈”(nasīj-haā)及一些服装，并称这些异国他乡的布料要远远好于汉人的织品。(19)
    我们当然没有必要借此一份史料就形成一种刻板的印象认为，那时中国的服饰不及伊斯兰教的国家服饰，而根本的是在于那个时代作为统治者的蒙古人的一种选择性的偏好，至少在布料上，他们选择了那些金丝织成的布料而非其他，并把这种金丝织成的布料看成是布料中的上品，赋予其极高的价值，并以此来评价其他布料的优劣。尽管还没有精确的统计数字来精确地说明那个时期蒙古人的这种偏好，但是像《马可波罗游记》那样的记载还是到处都提到了这一点。因此，基本上可以肯定地说，在蒙古人统治的时代里，“金丝织成的布料”无疑就是那个时代人们心目中的布料中的上品，是社会中大家趋之若鹜的用以装饰自己身体的一种人造物品，有着极为大量的社会需求与消费。(20)
    至少在十三世纪早期，也就是在蒙古人获得了蒙古草原上的帝国统治地位之前，蒙古人各部落从定居的社会中获取生活必需品之外的奢侈品还是极为少见的。因此，每次劫掠所得战利品，必是一件特别值得提及和记载之事，尤其对于他们认为的奢侈品而言。对于这一点，在拉施都丁(Rashīd al-Dīn，1247-1317)这位十四世纪伊利汗国的宰相所撰述的《史集》中有着最为可信的对于这些事件的详细记述。正像他所记载的那样，在一一九五年前后，铁木真率领其部落与鞑靼人进行了一场命运攸关的战争，这场战争以铁木真的大获全胜而告终，其中在他们所截获的战利品中就有一只银制的摇篮和“金丝织的床单”(lihafhāī zar-baftah)。拉施都丁认为，在那个时代的蒙古人的社会中，上述这些战利品都属于比较罕见的奢侈品，获得了这样的战利品就是非常重要并值得相互夸赞的事情。而在拉施都丁所撰述的有关蒙古帝国的历史中还有一段跟蒙古人的这种对于金丝织品偏好的叙述。这是一段有关成吉思汗的记述，成吉思汗有一次与其扈从聊天，述及对于美好生活的看法，其中他就提到他想要让他所在的部落的妻子、女儿通身上下都能够穿上“金丝织的服装”(zar-baft)，并且，更希望他的子孙后代也能够有同样的服饰。(21)
    在成吉思汗对于蒙古人未来美好的生活的描述中除了这些金丝织的布料和服装之外，当然还提到了作为一个游牧民族所熟悉也同样有着很高价值的地方性的物品，比如良马、牧场以及肥美的肉食等等。但是，奥森提醒我们，要注意到的是这其中惟独金丝织品是属于外来的物品，是需要有外部来持续不断地给予满足的一种昂贵的奢侈品。而且，奥森借此所作的进一步的猜测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奥森认为，金丝织品使得蒙古人对于自己未来的辉煌象征化，甚至成为了一种追求帝国事业成功与否的一种标志性的基准目标。(22)
    可以说这样的一种对于未来的美好生活的期盼成就了蒙古人在中世纪的征城略地的雄心和斗志，他们为了实现他们心目中的美好生活而纵横于欧亚大陆之间。在这种世界范围内的征服之中，蒙古人的社会开始变得富庶与强大。因为有许多的历史记载都曾提到十三世纪早期之前蒙古人生活的极度贫困以及在此之后蒙古帝国跨越欧亚大陆的征伐所带来的蒙古人的极度富足。十三世纪波斯的史学家志费尼(‘Atā-Malik Juvayni，1226-1283)在其《世界征服者史》一书中述及在成吉思汗之前蒙古人的服装是用狗皮和鼠皮制成，而之后才有了把金丝与丝绸放在一起织成的服装。(23)志费尼这样记述到：
    成吉思汗出现前，他们没有首领或君王。每一部落或两部落分散生活；彼此没有联合起来，其中时时发生战斗和冲突。他们有些人把抢劫、暴行、淫猥和酒色(fisq va fujūr)看成豪勇和高尚的行为。契丹汗经常向他们强征硬索财物。他们穿的是狗皮和鼠皮，吃的是这些动物的肉和其他死去的东西。……他们过着这种贫穷、困苦、不幸的日子，直到成吉思汗的大旗高举，他们从艰苦转为富强，从地狱入天堂，从不毛的沙漠进入欢乐的宫殿，变长期的苦恼为恬静的愉快。他们穿的是绫罗绸缎，吃的是“彼等喜爱之山珍海味，彼等选择之果品。”饮的是“麝香所封之(醇酒)。”(24)
    可以说，服饰上的华丽与耀眼，成为了那个时代最能够体现出蒙古人的富庶的物品了。而与此同时，由于有源源不断的征服所获得的金丝织品，蒙古人也开始用这些布料来对他们的住所、运输工具以及运输牲畜进行豪华的装饰，可以说这种装饰近乎到了奢侈的程度。(25)而且，这种豪华与奢侈当然是在一定的上层阶级所独自享用的，平民百姓却极少有这样的奢华。可以这样说，衬托在各种颜色之上的金色当时是为蒙古帝国时代的贵族阶级所独占的。如果有兴趣再读一下沈从文的描述，对于这一点的印象可能会更加深刻：
    元代衣服式样，在北方男女上下区别不大，同名为袍，但是用的材料精粗贵贱，却差别悬殊。高级大官服多用红彩鲜明织金锦，且沿袭金代制度，从花朵大小定品级高低，下级办事人只许用檀褐色罗娟。平民一般禁止用龙凤纹样，禁止用金，禁止用彩。……至于贵族官僚，必满身红紫细软。帝王且更加穷奢极欲，除彩色鲜明组织华丽的纳石失、绿贴可波斯式金锦外，还有外来细毛织物速夫(即琐伏)及特别贵重难得的紫貂、银鼠、白狐、玄狐皮毛等。并在衣帽上加金嵌宝，更讲究的且全用大粒珍珠结成。对于平民或其他人，另外却用种种苛刻禁止法令，穿戴一出范围必受重罚。(26)
    对于这样的叙述，我们显然是无法用现代意义上的消费概念来理解那个时代的消费边界的区分。尽管我们说今天也一样有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在《区分》(Distinction)一书中提到的人群之间的“品味”的差异(27)，但是，现代社会所设定的消费边界，并不像上文所描述的蒙古帝国时代的那种僵硬而无法超越的边界，现代消费社会设立边界就是为了打破和超越这一边界，这样才可能有更多的人参与到消费的潮流中。因此，对于现代社会而言，边界是由一些社会的领军人物，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称之为“先锋派”所确立的。但是，他们并不能够永远的占据这样的先锋派的地位，而是像弗雷泽在《金枝》中所描述的“丛林之王”一样，时时有被新的领军人物或者先锋派所超越和替代的可能，由此而形成一波又一波的时代潮流，即时尚，进而带动着尽可能广泛的社会行动者参与到领军人物和先锋派的消费中来，此时社会精英分子的时尚成为了一种大众消费。
    但是，在蒙古帝国的时代，这样的消费观念是根本不存在的。对于蒙元帝国的时代人们而言，边界就是一种区分，并且是一种永远不会被超越的区分。皇帝的服饰哪个人敢于去模仿和追捧呢？因此，皇帝的服饰就独立地占据了一个社会的空间，这个空间内容丰富而华丽，却只能是一个人来独占。据《元典章》里的记载，一个做帽子的工人如果给皇帝做了一顶帽子之后，他就会被要求不能够再给别人做帽子了，按照元朝的法令，做了就要杀头，这样的事情，甚至连皇帝本人都要亲自去过问，足见此事之重大。比如公元一三零七年(大德十一年)，当政的皇帝就对一位姓马的裁缝下了这样一道旨意：“道与马家奴，……金翅鵰样皮帽顶儿，今后休教做，休教诸人带者。做的人，根底要罪过者。带着的人，根底夺了，要罪过者！”(28)应该清楚的是，皇帝的帽子可不是就这一顶，每一顶也并非普普通通，可以说都是使用了这世界上最为名贵的材料来加工缝制的，另外，还有各色的由“纳石失”制作的被称为“质孙”或“只孙”的长袍。还是借沈从文优美的文笔来为其作一下素描吧：
    据史志记载，皇帝本人却有各种各样的帽子，一律用精美珍贵材料作成，上加贵重珠宝装饰，和衣服相配，应节令随时更换。遇他高兴时，也随时会赏给亲信宠臣。如天子只孙冬服十一等，即有金锦暖帽、七宝重顶冠、红金答子暖帽、白金答子暖帽、银鼠暖帽。夏服十五等，有宝顶金凤钹笠、珠子卷云冠、珠缘边钹笠、白藤宝贝帽、金凤顶笠、金凤顶漆纱冠、黄雅库特宝贝带后毡帽、七宝漆纱带后毡帽。帽上多镶珠嵌宝。宝石则分许多种，红的计四种，绿的计三种，各色鸦鹘(即鸦库特)七种，猫睛二种，甸子三种，各有不同名称出处。(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