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偏好的政治表达
    至此我们了解到，纳石失是一种金丝织成的纺织品，最初从西亚的波斯生产，经过横跨欧亚大陆的波斯商人的兜售而在十三世纪的蒙古人的社会中流行并成为一种可以自我生产和加工的纺织品。这种纺织品之所以深受蒙古人的喜爱，很大的原因在于这背后的金色。这根本是在这个民族的历史与神话传统中向来就受到崇尚的颜色，因为它跟好运和政治上的权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且，有证据显示，在整个的游牧社会中，黄金与帝国之间的等同从来就不为那些游牧人群所怀疑，黄金以及黄金的颜色都被凝固化看成是一种对于美好未来的期望以及对于作为他们的首领或者大汗的人格品质之一。(71)十四世纪伊利汗国宰相拉施都丁(Rashīd al-Dīn，1247？-1317)在其撰写的《史集》(Jāmi‘al-tavārīkh)第一卷中就曾经记述了蒙古人的一支弘吉刺人对于他们起源的传说。这传说就说，蒙古人由出生于一只金盆中的三个儿子而来。拉施都丁补充说，这些当然都是不真实的，是虚构的，但是这反映出来的却是这样一种信念，即生于此一金盆之中的生灵都是天资聪慧、人格完满以及有着良好的养育。这是他们的偏好，即便是在他那时的蒙古人，见了大汗(蒙古人的皇帝)都会惊呼“我们见到了皇帝金黄色的脸”，这同时也映射出来人们认为这位皇帝的心也如金子般的灿烂。拉施都丁相信，这样一种借用金子来做的比喻和措辞，即便是在其他的游牧部落中也一样流行，在这里，金子象征着高贵和值得拥有之物，并且极端的纯正且完美无瑕。(72)
    也许，被历史学家称之为有着“一副织造心智”(a textile mentality)的伊斯兰文化为蒙古人的文化借用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库房，当蒙古人遭遇到了这些有着娴熟编织技巧的西亚人，能够很容易地从那库房里把他们的文化提取出来，借鉴而成为自己文化的一部分，并且契合性地与自己原有的文化融合在了一起。西亚近东的丰富多彩的伊斯兰教的编织文化，除了纳石失这样的服饰之外，包括地毯、门帘以及座垫等都很快地融入到了蒙古人的文化中去，借用这些而将家具、门和墙都装饰一新，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中亚和西亚的文化经蒙古人的强盛的发展而得以传递下去。(73)
    一般性的了解，会使我们得出一种认识，蒙古人对于金子及其颜色的偏好使得有能力在十三世纪的世界征东征西的蒙古人选择了西亚的纳石失这种服饰，但是，能够使这样的一种偏好得到持久地保护的下来一定不是民间化的使用所能够完全胜任的，而必须是要有紧密地跟政治的联系，这种借用才能够持久和发生本土的转化，同时，这种物品的符号价值才能够得到体现和传递。
    至少，对于蒙古统治者而言，赠予纳石失除了具有一种实用的功能之外，更具有一种政治上的象征意义，它确保了一种统治者与臣属之间关系的巩固和加强。物品最为重要的社会功能就在于其展示的功能，服饰也不例外。蒙元时期的统治者不遗余力地在通过对于这种展示的控制来体现其支配的权力。在蒙古帝国的朝廷盛典上，每位官员都要穿戴的罩袍质孙就是要由皇帝亲自来发放的，别人是没有这样的权力和合法性的。并且，一年之中的十三次的大典都穿有不同颜色的质孙罩袍。在农耕的定居社会中，政治权力的表达是通过带有纪念碑性质的宏大建筑物来体现出来的，许多农耕社会中的皇家建筑都不是以实用为目的，更多的是超越于实用而具有政治权力的象征性意义。(74)
    在游牧社会中，固定不动的建筑物肯定不是这个社会体现一种政治权力的最佳媒介，他们四处迁徙的游牧生活，使得他们的炫耀不是体现在不可迁移的宏大建筑物上面，而更多是体现在了华丽的服饰上面。而文化的理性使得他们终究选择了缕金的纳石失。这种以金丝织就的服装本身就是一种统治者权力的展示，这一方面体现了统治者的经济上的实力和支配能力，这是一种隐性的对于自然资源的无限制地利用以及对于人力资本的随意可调配能力的不言之说。这种蒙古帝国的皇宫贵族对于金子无限度的使用，也在无形之中满足了游牧社会对于世界的想象，也借此使统治者和一种世界或者宇宙紧密地联系在一起。(75)除此之外，这种赠予和展示也是一种分享，是统治者和臣属公开地分享帝国的利益。这种互惠性的施予强化了统治者与臣属之间的关系。(76)
    服饰不仅是展示，借助服饰还可能是一种社会的区分，因此在历朝历代都会设有皇家的织造局，从衣服的布料到款式都有严格的礼数约制。而民间自己织布纺出来的布则叫土布，是不为官府所看重的，官员们也不会去穿戴。而哪一个朝代究竟是选择那样一种服饰都并非仅仅是实用的遮寒保暖的作用，除此之外还有身份区分的作用。因此元明清诸朝都有革去官服便是革去官位的意义，这一点从来是不会马虎，甚至征服与否的标志就是要看是否穿戴上了跟征服者类似的服饰，因此对于蒙元帝国的统治者而言，服从的政治表达很重要的是要看在服饰上是否达成了一种认同。如果有幸得到了成吉思汗赠予的质孙，那就意味着你将成为成吉思汗政治家族中的一员，由此而仪式性地获得了一种认可。(77)
    服饰还是一种物质的媒介，借助这种媒介，人们隐藏在头脑中的观念可以得到物化的表达。蒙古帝国时代的金锦纳石失的流行以及在政治场域的频繁的转换流转不言而喻地透漏出来这种物品的政治价值，它使得政治的意识形态能够得到具体化的表达。并且，这还是一种文化的借用，因为纳石失终究是一种外来的文化要素，但是却为蒙古帝国所牢固地转化成为了自身文化中的一分子，这个过程既体现出来游牧社会在建立起自己的国家中的独特属性，同时也反映出来文化借用中的一些普遍性的特质。从波斯人那里起源的缕金织造技术完美地适应了蒙古人社会中对于金子及其颜色的偏好，他们游牧的生活使得他们更多地通过可以穿戴以及可以伴随个人而移动的贵重物品的拥有来彰显至高无上的权力以及无与伦比的富有。因此，结论就是，预先就已经积存于蒙古人心灵中的对于物品的分类，使得他们崇尚金子，并使金子以及能够体现类似金子特色的物品被赋予了极高的价值，这种分类范畴特别在纳石失的这一服饰物品中得到了具体的表达与体现。同时，通过操弄纳石失的服饰从隐含的意义上来表达蒙古人对于金子的宇宙观以及金子在政治上的支配意图。(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