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皇帝的消费已经完全离开人的所谓基本需求的层次之上了，穿戴上的服饰绝不是仅仅用来御寒和遮羞的，而根本的是通过服饰形态的变化来彰显出皇帝权威的独占性和正当性。除了皇帝的奢侈之外，皇帝以下的贵族及各级官员一样不遗余力地在住所、交通工具和服饰上去彰显此种奢侈，只是奢侈的限度依照身份和官阶的不同相应地有所变化罢了。
    对于这个游牧民族而言，最为普遍的是居住的帐篷，俗称蒙古包。而依照身份和官阶的不同，这帐篷的种类也有大小和装饰的华丽与否上的差别。这在志费尼的记述中是清晰可见的，一般豪华的军营帐篷的木格子的框架结构都是由汉人木匠制作的，而帐篷的屋顶一定要用以金丝织成的布料缝制，帐篷的外面则要覆盖上白色的毡子。(30)而出行的工具也是区分不同身份人群的重要物品。与汉人社会的以高头大马来区分有身份群体和无身份群体的差别不同，由于游牧民族马匹的普遍，不论男女老幼、贫富贵贱，都可以有自己的一匹坐骑，所以马匹本身不是社会区分的标志物，相反，装饰马匹的饰品则成为了一种发挥真实影响力的实际的区分物。还有就是出行的轿子，这也是一种不错的用来作社会区分的象征物。比如，患有痛风病的忽必烈就改乘轿子，而这轿子不是人抬的轿子，而是由大象来抬的。这种由大象来抬的轿子可以由一只大象来抬，也可以由两只来抬，多的甚至可以是四只，这种轿子也称“宝盆”，是一种类似凉亭似的建筑，忽必烈就坐卧在这亭子里面。而里面的布垫都是用金丝织就的，四周也是这种金丝布料的装饰，亭子外面则是用狮子皮覆盖。(31)
    这些都是蒙古帝国的皇帝出行打猎所必须有的交通工具。忽必烈躺在这亭中的睡椅上，尽情观赏属下为其所表演的“放鹰捕鹤”的精彩场景，恣意放纵之情，由此可见一斑。这是一个包括王子、男爵、皇后、妃子以及鹰师在内的由上万人所组成的一个声势浩大的娱乐群体。在这里，包括皇帝在内的所有人都能够尽兴地游玩。而皇帝自己居住的帐篷也极为宽敞，马可波罗描述说这是可以容纳下上万士兵的一顶帐逢。在这样的帐篷中间，会分割出来许多的厅堂和卧室，马可波罗清楚地描述了这些厅堂和卧室的内部结构和装饰：
    每间厅堂或卧室，用三根雕花并镏金的柱子支撑，帐幕外面是用狮皮盖着，颜色是白、黑、红条纹相间，缝结紧密，既不进风又不透雨。里面衬以貂皮和黑貂皮，这是所有皮货中最为贵重的。用黑貂皮做一件衣服，如做全身的，要花二千金币，做半身的，也要值一千金币。鞑靼人把它看成毛皮之王。这种动物在他们的语言里称为“浪得斯”(Rondes)，象貂那样大小的体积。大厅和卧室用这两种毛皮搭配隔堵，技巧高超，饶有风趣。支撑帐幕的绳索都是用丝制成的。(32)
    应该说，最具有政治文化含义的当属蒙古人的袍子，即我们前面提及的“质孙”那一类的服装。这是罩在人的身体最外层的一件衣服，在蒙古帝国的朝廷中，其经常在仪式性的庆典中被穿戴。制作这些作为外罩的蒙古袍子可以是用布料，如粗布、天鹅绒等，还可以用皮毛，如黑貂、貂、松鼠和狐狸等的皮毛。人们选择穿戴作为外罩的袍子也会依照季节、贫富和社会地位的差异而有所不同，但是不存在性别的差异，这不像帽子是有性别差异的。(33)
    “质孙”这种袍子一般都属于是礼服，“质孙”的原意就是指颜色，即单一一种颜色的袍子。《元史·舆服志一》上说：“质孙，汉言一色服也，内庭大宴则服之”，这也恰好指明了“质孙”的礼服的核心特征。这种礼服的一个比较明显的特色就是在一色的布料上要镶嵌金丝线作为装饰。(34)而这些镶嵌金丝的质孙袍子都是要由皇帝(大汗)亲自来赐予的，是一件标示身份和等级的象征性服饰。据说，在马可波罗所记述的一次盛大的皇帝赏赐庆典中，就有一万两千名被称为“科序干者”(keshican)的男爵爵位的人每人都受到恩赐，由皇帝赏赐了三套质孙袍子，每一套的颜色都不一样。皇帝一般每年都要举行十三次的宴请，这十三套衣服就是为这宴请时的穿戴而准备的。这样，每一件都是要赏赐一万两千件，用十三来乘就是十五万六千件，这也就意味着那一天皇帝赏赐给男爵们的衣服就是十五万六千件，并且在这每一件的衣服上都还要镶嵌上珍珠、宝石之类的宝物，价值也是极为昂贵。(35)这些衣服是配着皇帝一年中举行的十三次的宴请来穿戴的，平时是不可以穿的，并且据马可波罗的记载，这样一套镶着金丝和宝石的衣服的价值，一件就是一万金币，并且十年就更换一次。(36)
    这些服饰的政治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服装的华丽与工整体现了一种皇帝权力的荣耀与威严，一位在一二四五到一二四七年之间在蒙古帝国的疆域内传教的意大利传教士卡尔平尼(Giovanni de plano Carpini，1180-1252)曾经记述下来他所见到的在一二四六年所举行的选举新的大汗贵由(Güyüg)时的庆典仪式，那时人们都穿着统一颜色的服装。而跟随卡尔平尼出访的另外一位牧师波兰人本笃(Benedict the Pole)更有详细的有关此一庆典礼制的记述。他描述到，在选举新的可汗的大典上，五千位皇宫贵族穿戴整齐，都是清一色的金丝织成的服装，列席的特使也要求穿戴得体，否则是不能够去面见这位带着皇冠的新当选的大汗的。(37)
    奢侈性地耗费财物以及穿着华丽的服饰在蒙古帝国的时代成为上层贵族社会中的一种风气和时尚。衣服是金银丝织料织就的，丝绸的袍子上面都缀着珠光宝器。而金丝织成的未经裁剪的布料也是蒙古帝国皇帝馈赠臣僚、使臣、牧师、外国元首等的经常性礼品。元朝的开国皇帝忽必烈就曾经赠送给阿兰的一个军事长官“九段纳石失”，而忽必烈的哥哥蒙哥的一位妻子赠送给来访的罗马教廷使者卢布鲁克(Rubruck)一块宽度足有一张床那么宽大且非常长的纳石失布料。而在窝阔台造访马合木·牙老瓦赤(Mahmud Yalavach)的时候，牙老瓦赤用各种金丝织品来装饰其帐篷。(38)
    这些历史的考察所给予我们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在蒙古帝国时期，金丝织品消耗量的巨大以及人们穿戴金丝织品的流行。这样庞大的消耗量是需要有一个长效的供给机制来保障的，这一点首先是建立在幅员辽阔的蒙古帝国的领土上，而同时是一大批包括波斯裁缝在内的跨越文化与国家边界的手工艺人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的流动来予以巩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