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召对：汉代帝王通过召见文人士子，让他们发表政治见解，一般为口头语言材料，也有让文人士子写成文字材料的，是文人士子参与政治的一种形式。司马彪《后汉书·百官志》说，博士“国有疑事，掌承问对”，大夫、侍郎、常侍、给事中等侍从帝王之官皆专职“顾问应对”，《后汉书》卷四《孝和帝纪》引《十三州志》曰：“大夫（光禄、太中、中散、谏议大夫）皆掌顾问应对言议。夫之言扶也，言能扶持君父也。”“顾问应对”就是帝王有难以处理的政事，就召见文人士子咨询处理方略，文人士子回答帝王问题，提出政治见解。汉代还把“文人士子”安排在皇帝宫廷中或宫廷附近，称为“待诏”，就是等待帝王召对，参与政治活动。贾捐之、苏武、翼奉等人在“待诏”期间，就多次受到皇帝的召对，“言多采用”。汉代还有一种召对形式，就是“对策”，又称“策”或“贤良对策”，是汉代帝王亲自出题目征询治国之道，士子文人对现实政治问题提出政治见解的笔试答卷，也是政治参与的一种形式。董仲舒在回答汉武帝的策问中，提出了著名的《天人三策》，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提供了理论依据。汉代帝王策问文人士子的题目很多，也的确出现了不少的有政治价值的“对策”，如：贾谊《治安策》提出的著名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建议，晁错《削藩策》中的建议削藩的主张等都对强化中央集权，巩固汉家天下提供了重要的决策依据。
    （三）集议：又称“杂议”、“廷议”、“朝议”，是汉代帝王把需要决策的军政要事交给百官公卿讨论，让百官充分发表自己政治见解的政治参与活动。汉代依所议内容、范围、场所以及历史阶段的不同，可分为廷议、朝议、中外朝议、二府议、三府议、有司议和专题性会议等类型。汉代凡是立君、立储、宗庙、祭祀、典礼、分封、爵赏、法制、边事、大臣罪狱等一切军国大政几乎都是集议的内容，参议人员，可以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充分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集思广益，为皇帝决策提供依据。汉武帝时，中大夫主父偃建议：“朔方地肥饶，外阻河，蒙恬筑城以逐匈奴，内省转输戍漕，广中国，灭胡之本也。”上览其说，“下公卿议”，以御史大夫公孙弘为代表的公卿大臣们，“皆言不便”，以为这是“罢弊中国以奉无用之地”。独刚任中大夫的朱买臣，起而“难诎”，驳诘公孙弘等，遂置朔方郡[3]（《主父偃传》）。据《汉书·昭帝纪》载，汉昭帝始元二年（前85年），“诏有司问郡国所举贤良文学民所疾苦。议罢盐铁榷酤”，对是否继续推行汉武帝的盐铁政策展开讨论，参加人员有以桑弘羊为代表的御史、丞相史等主张继续实行盐铁专卖政策，有以霍光征选的贤良文学为代表的主张否定盐铁政策，双方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贤良文学对社会政治弊端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反对盐铁专卖政策，实际是对基本国策的所谓“王道”与“霸道”之争，为“昭宣中兴”调整统治阶级政策提供了依据。东汉桓帝时，经济危机严重，有人认为其原因是“货轻钱薄”，因此建议“改铸大钱”，朝廷把这个建议交给“四府群僚及太学能言之士”讨论，刘陶上书皇帝，指出“当今之忧，不在于货，在乎民饥”，铸造大钱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会产生更多的弊端，“欲民殷财阜，要在止役禁夺”，结果“帝竟不铸钱”[4]（《刘陶传》）。
    （四）诣阙上诉（相当于现代的“上访”）：是指汉代民众赴京师上诉于最高统治者，表达抗议的政治参与行为。“诣阙上诉”是汉代司法程序中的一种特殊形式，是对司法程序的一个补充，由最高统治者裁决，是冤假错案获得平反的最后机会[6]，也是汉代政治参与的重要形式，通过“上诉”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汉代诣阙上诉可分为“个人自诉”和“集体他诉”两种类型。个人自诉是官民个人诣阙上诉，主要有如下事例。文帝时缇萦到长安，诣阙上书，请求身为官奴婢赎父淳于意肉刑之罪[7]（《孝文本纪》）。汉武帝时主父偃长期游于京师，因资用缺乏而常贷于诸侯宾客，令人十分讨厌，“乃上书阙下”[3]（《主父偃传》），很快便得到汉武帝的召见和重用。朱买臣，常“艾薪樵”为生，服役时随上计吏将重车至长安，“诣阙上书”[3]（《朱买臣传》）。光武帝时，欲立左氏传博士，名儒陈元听说后，“乃诣阙上书”，强烈抨击范升，使左氏传得立[4]（《陈元传》）。桓帝时，宦官专权，政刑暴滥，襄楷“自家诣阙上疏”，指陈时弊[4]（《襄楷传》）。据《后汉书》卷40上《班彪传》载，班固继承父业，完成班彪未竟之史作，被人告发私改国史而下狱，其弟班超“乃驰诣阙上书”，明帝不但没有治罪班固，还任命为兰台令史，续修国史。从个人诣阙自诉的事例可以看出，主要是给皇帝上书洗雪冤案，提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展示自己的政治才华，得到帝王赏识。集体他诉是众人集体上书皇帝为他人讼冤的政治活动，主要的事例如下。一是汉哀帝时千余名太学生救援鲍宣。当时丞相孔光的属吏违反禁令而被司隶鲍宣制止，孔光反而依仗权势将鲍宣“下廷尉狱”，此事在太学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博士弟子济南王咸举幡太学下，曰：‘欲救鲍司隶者会此下。’诸生会者千余人。朝日，遮丞相孔光自言，丞相车不得行，又守阙上书”，在太学生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哀帝不得不“抵宣罪减死一等”[3]（《鲍宣传》）。王咸举旗一呼而千人云集，诣阙上诉，迫使皇帝收回成命，展现了太学生集体的政治力量。二是光武帝时期，太学生救援欧阳歙。欧阳歙是博士世家，在太学生中拥有相当高的声望，在汝南太守期间贪赃行为被发觉而被逮捕入狱，“诸生守阙为歙求哀者千余人，至有自髡剔者”，但这次政治行为没有奏效，光武帝反而很快处死了欧阳歙，可光武帝很快又后悔了，“乃赐棺木，赠印绶，赙缣三千匹”[4]（《儒林传》）。三是桓帝永兴元年（153年）太学生为冀州刺史朱穆诉冤。朱穆任冀州刺史，到任就“奏劾诸郡”、“举劾权贵”，他不畏权势，把宦官赵忠父的墓“发墓剖棺，陈尸出之，而收其家属”，朱穆因此被治罪而“输作左校”。太学生刘陶联合数千太学生“诣阙上书讼穆”，为朱穆鸣不平，痛斥宦官的罪恶，“臣愿黥首系趾，代穆校作”[3]（《朱穆传》），太学生集体政治行动，反对宦官专权，表明朱穆“竭心怀忧，为上深计”的忠心，迫使桓帝不得不赦免朱穆。四是桓帝延熹五年（162年），上书为皇甫规讼冤。度辽将军皇甫规论功当受封，他一向“恶绝宦官，不与交通”，当权宦官徐璜、左悺等借此向皇甫规索求贿赂，他坚决拒绝，于是就被宦官诬蔑为侵没军饷之罪，“坐系廷尉，论输左校”。当时朝内一批反对宦官的官僚及太学生张凤等300余人“诣阙讼之”，皇甫规获得释放[4]（《皇甫规传》）。五是明帝永平五年（公元62年），第五伦为会稽太守，深得民心，坐法征诣廷尉狱，“吏民上书守阙者千余人”）[4]（《第五伦传》），但明帝并没有因吏民上诉而开脱第五伦之罪，后来才把他免官归田里。从以上诸例可以看出，集体诣阙上诉具有群体性，内容相当具体，针对某人某事发表政见，政治倾向比较明确，显然属于政治参与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