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前夕，英法的外交政策，已被世人公认为“绥靖政策”。但对于“绥靖”的动机，人们的看法并不一致。有些同志认为，绥靖就是把德国的侵略引向苏联，以期保存英法本身的霸权利益，因而“祸水东引几乎成了张伯伦绥靖政策的同义语”①。也有些同志认为，绥靖仅仅是为了“避战求和”，并不存在“祸水东引”的问题②。于是，对于“祸水东引”，或者全盘肯定，或者全盘否定，迄今尚无定论。显然，如何看待“祸水东引”，不仅是研究英法战前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课题，而且也是探讨1939年英法苏三国谈判失败原因的一个关键。因此尚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祸水东引”确是英法战前外交政策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但本文认为，这种因素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因此必须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作具体的分析，对此作绝对的肯定或绝对的否定，都是欠妥的。
    一
    列宁认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③因此，研究“祸水东引”，必须从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考察英法战前外交的基本目的、策略变化以及“祸水东引”这一因素在其间的作用和表现。
    如所周知，任何国家的外交政策，都是国内政治的继续。本世纪三十年代，德国法西斯上台后，希特勒出于争霸的战略需要，一方面公开宣称要向东夺取“生存空间”，但另一方面在秘密拟定其扩张计划时，又念念不忘“英国是我们的敌人”，并且明确规定：战争的第一阶段，“德国的政策应着眼于两个不共戴天的敌人--英国和法国。”④因此，当时不仅存在着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同时还存在着帝国主义体系内两大集团争霸的矛盾，而且随着法西斯侵略的不断扩大，法西斯势力与一切非侵略势力的矛盾，其中首先是与占有殖民地最多的英法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已越来越成为当时国际关系中的主要矛盾。据此，英法统治者当然不会轻易放弃共产主义是西方国家“天然敌人”这一基本信念，但同时也愈来愈感到，纳粹的侵略，是英国霸权的“最大威胁”⑤。因此，整个三十年代，英法统治者正是根据上述形势的特点和斗争的需要，确定其外交目的，并且不断变换其外交策略的。
    对于英法战前外交的基本目的，尽管人们的看法尚有不同，但英国外交部的一份备忘录，却毫不掩饰地供称：“我们唯一的目的便是保持我们所有的东西，并和平地生活。”⑥其所以如此，显然是由下列因素决定的：
    第一、英法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获利国。它们拥有广大的殖民地，并且操纵了国联，曾一度成为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但战后二十年来，英国经济却一直处于衰落和不稳定状态；法国内阁危机连绵不断。其实力与霸主地位，已愈来愈不相称。正如希特勒指出：“（只）有四千五百万人口的英帝国，尽管它在理论上是巩固的，但从长远来说，它的地位是不能够靠强权政治来维护的”⑦，正因为如此。英法统治阶级已不敢侈望战争会给这些老大帝国带来更多的好处，相反却担心战争会动摇其霸主地位。
    第二、一战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和世界革命运动的高涨，更使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害怕战争引起革命。1937年11月19日，当时英国的枢密院长哈里法克斯出使柏林时，就曾经为此提醒希特勒：英德之间的冲突，很可能会引起社会的“进一步震动”。他认为：“这种震动，无论是元首，或者是其他国家，都不愿意发生的。”⑧避免与德国法西斯冲突，以保存其本身的霸权基础，这正是英法战前外交的根本目的。
    但是，应当看到，目的与手段并非一码事。为了保存其霸权利益，英法的外交策略，则是因时而变的。早在1935年3月21日张伯伦还在当财政大臣时，就曾经明确地宣称：“同希特勒对话的方式就是对他说，获得安全与和平只有两种办法。一是根据罗迦诺路线签订区域性条约；二是建立联盟和均势。我们希望采取第一种办法，但是没有他参加，我们就无法做到这点。假如他不干，我们将被迫采取第二种办法。”⑨张伯伦就任首相后，正是交替使用这两手来对付希特勒的。
    所谓“签订区域性条约”，实际上就是力图通过妥协和有限的让步，与德国达成“广泛的协议”从而在和平分割世界的基础上，缓和英德之间的冲突。为此，张伯伦最初曾试图归还原德属非洲的一部分殖民地，以谋求德国的“谅解”⑩。只是由于纳粹欲壑难填，英法才被迫作出更大的让步，于是决定出卖但泽、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并通过慕尼黑会议，以肢解捷克斯洛伐克为条件，与德国法西斯签订了一纸《英德声明》和《法德声明》，宣称“彼此之间不再发生战争”，从而暂时调整了双方关系，并将绥靖政策推向了顶峰。因此，妥协和让步，曾作为维护其霸权利益的重要策略，一度成为英法外交的一个主要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