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种妥协和让步，难道果真仅仅为了“和平”吗？当然不是。英国历史学家约翰·惠勒--贝内特就曾经指出：“在争取和平和‘讨好’希特勒这个愿望的背后”，英国政府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打算”，这就是“把德国的扩张引向东方”，使德苏直接冲突，“两败俱伤”（11）。毫无疑问，这种卑鄙的打算，确实是存在的。因为这样做的结果，不仅能使西方国家躲开纳粹的打击，而且可以借助法西斯主义之“剑”，扫除共产主义的“幽灵”，进而获得坐收渔人之利的好处。正因为如此，早在1936年7月29日，当时的首相鲍尔温就曾经宣称：“假如一定要打仗的话，我希望看到布尔什维克和纳粹打起来”（12）。只是由于当时条件尚未成熟，这还仅仅是一种愿望而已。慕尼黑勾结的结果，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这种可能。因为：慕尼黑会议，使英德关系得到了暂时的调整，张伯伦自以为“扔出另一个孩子喂狼”，便可将狼群引向东方；苏联在欧洲暂时遭到了孤立，这也为纳粹的东进，造成了极其有利的条件。因而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英法当局曾力图将这种愿望变成现实。西方国家当时开动各种宣传机器，大事宣扬苏军的弱点，报导德国行将染指苏联西部领土乌克兰的计划，力图将德国的侵略，引向苏联。这表明英法当局当时不仅致力于“祸水东引”，而且确实已作好了隔岸观火，坐收渔利的准备。这点甚至连有些西方学者也不能不承认：当时“英国默默地怂恿德国在欧洲东部和南部扩张，……苏联指责英国打算使德国和俄国作战以指望出现‘持久的持势’这是有道理的。”（13）可见，所谓“签订区域性条约”，其中也包含着“祸水东引”的因素。特别是在慕尼黑勾结后一个时期内，英法更把“祸水东引”作为维持其霸权利益，进而坐收渔利的一种重要策略，因而，这种因素曾一度发展成为英法外交的一种主要倾向。因此，完全否认其存在，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二
    “祸水东引”这种因素既然是存在的，那么，它是否就是英法战前外交的一贯政策呢？当然也不是。
    首先，要将这种愿望变成一种稳定的政策，必须以英德勾结的长久性和牢靠性为基础。但是，正如列宁指出：“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几个大国都想争夺霸权，即争夺领土。”（14）正是这种争夺，使英德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从而决定它们之间的勾结，只是沙滩上的楼阁。为了摧毁对方的霸权，希特勒实际上并没有按英法的调子跳舞；相反却愈益明显地将其侵略的矛头，指向英法及其盟国。从1939年1月起，英法政府甚至还不断收到德国将首先进攻西方，而不是东方的消息。为了避免对英法作战时腹背受敌，德国更于3月15日占领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3月22日夺取了默麦尔，兵锋直逼英法的盟国波兰和罗马尼亚。对此，即使张伯伦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企图用武力来称霸世界的一步。”（15）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捷克斯洛伐克被肢解后的命运，张伯伦早在慕尼黑会议期间，就曾向希特勒作过如下暗示：预定给这个国家新疆界的“保证”，并不意味着它“永远有保障”；相反，“这些边界是可以象这次所做的那样通过谈判加以改变的。”（16）这就是说，英法政府实际上并不是反对德国鲸吞整个捷克斯洛伐克，只是强调必须让英法参与其事，以便用“谈判”的方式，继续以捷克斯洛伐克的残余领土，作为进一步推动德国向东扩张的“诱饵”。但是，希特勒出于本身的战略需要，并不理睬张伯伦的“暗示”，相反却将英法撇到一边，独自采取了武力行动。这不仅表明德国法西斯已无意于与西方国家继续协同动作了，而且证实其上述一系列侵略活动，已完全“超出了英方甘愿让德国无须事先同英方商议而单独动作的手段来扩张势力的限度。”（17）这恰恰是英法当局最感到担忧和害怕的。因此，自布拉格危机后，由于英德争霸的斗争日趋激化，慕尼黑勾结已冰消瓦解。英法对纳粹这股“祸水”，不仅“引”而不动，而且其本身的霸权地位，已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威胁。正因为如此，“祸水东引”这一“招数”，已愈来愈失去其奏效的客观条件。
    其次，英法要继续搞“祸水东引”，也不能不考虑到舆论的压力。对于共产主义的仇恨和恐惧，英法统治阶级中无论哪一派，虽然都无不怀有同样的感情，但是鉴于局势的严重，一部分头脑清醒的政治家，从保卫西方的利益出发，已越来越认识到联俄抗德的必要。主战派丘吉尔便明确指出：“没有强大的东战线，我们在西欧的利益就不能有令人满意的防卫；而没有俄国，也就不能有强大的东战线。”（18）他严厉警告张伯伦政府：“拒绝和失掉俄国不可缺少的援助，这将使我们在最恶劣的环境下卷入形势最坏的战争中去。”（19）当时英国的一般公众，对于本国政府在慕尼黑受人“愚弄”，同样大为愤慨，纷纷对张伯伦的“东引”政策提出批评。据1939年4月盖洛普民意测验，英国92％的应测者，均赞成与苏结盟，抵制德国（20）。正如德国驻英大使狄克逊所指出：自布拉格危机以来，英国“公众舆论已被唤起”，一般群众“不再有慕尼黑的心绪了”，“他们已经从政府手里夺过了主动权，并驱赶着内阁前进。”（21）由于上述两个基本原因，不管张伯伦政府怎样顽而不化，但从维护自身统治和本国的霸权利益出发，也不能不在某种程度上改变其外交策略。正因为如此，从1939年3月31日起，英法当局突然一改其放任纳粹东进的政策，先后向波、罗、希、土等东欧和东南欧国家，提供了单方面的安全保证；同时，于4月15日开始，正式与苏联举行三国结盟的谈判，从而实施所谓“建立联盟和均势”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