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如何看待英法外交政策的上述变化，是研究“祸水东引”问题的一项重要内容。西方学者往往夸大其历史意义，甚至誉之为英法外交上的一次“革命”。这当然不符合事实。因为英法虽然采取了上述外交行动，但并未真正放弃与德修好的幻想。张伯伦甚至把“关闭”英德和解的“大门”，仍然看作是一场“灾难”（22）。因此，其建立联盟和均势，并不是真正要抵抗侵略，而只是试图改变其“软弱”的形象，以便在“力量”的基础上，“创造”与德国重新达成协议的“条件”（21）。其次，英法也确实无意与苏真正结盟。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怀疑“俄国的目的是要促使欧洲陷入混乱和战争”，并由此而“发生世界革命”（24）。因此，据英国外交部常务次官卡多根记述，张伯伦“宁愿辞职”，也不愿与苏联真正结盟（25）。由此可见，英法外交政策的上述变化，归根到底，只是试图用东西两线作战的“魔影”吓唬希特勒以便造成一种所谓“遏制”的态势，迫使希特勒放弃战争，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因此这仍然是躲避战争的一种手段。
    但是，即使如此，这与“祸水东引”毕竟还是有区别的。一些研究者往往否认其区别，甚至大量引证十月革命后至三十年代初英法朝野人士的反苏言论，作为三十年代末英法继续搞“祸水东引”的主要论据；苏联学者更把英法同意与苏谈判，看作是“继续唆使法西斯德国反对苏联”的一种“外交上的阴谋诡计”（26）。这种不顾时间和条件的变化，不作深入具体分析而简单下结论的做法，同样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度。因为英法上述外交举动，虽然不是什么“外交革命”，但毕竟反映英法在某种程度上，有共同“遏制”侵略的愿望。而且经过一段时间的犹豫和动摇后，英法终于在6月15日接受了苏联在谈判中提出的关于三国互助的建议，表示愿意在英法苏三国之一遭致侵略时，“立即彼此提供各种力所能及的支持和援助”（27）。7月8日，英法又被迫答应与苏联一道，对拉脱维亚、爱沙尼亚、芬兰、比利时、希腊、土耳其、罗马尼亚、波兰等八个国家，提供共同的安全保证，即除了英法业已提供保证的比、希、土、罗、波外，接受了苏联方面提出的关于把拉、爱、芬等波罗的海诸国纳入保证之列的建议。可见，谈判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所进展的。英法在联合苏联、对付德国方面，确实是有过一定表示的。尽管其外交的基本特点仍然是（对德）“遏”而不战，（对苏）“联”而不合，在行动上往往表现出很大的犹豫和动摇。但这种犹豫和动摇的根本原因，主要还是对德心存幻想和对苏联共产主义的恐惧，而不是“祸水东引”；同样，犹豫和动摇的本身，只能说明其“遏制”的态度不够坚决，更不能与“祸水东引”等同视之。第二、英法“遏制”的目的，固然为了重新与德国达成“广泛的协议”，以避免冲突，但只要此类协议尚未达成之前，英法就必须继续坚持“遏制”政策；何况由于英德争霸的矛盾日趋尖锐，此类协议又始终未能达成，这就决定了英法必须沿着“遏制”的道路，继续走下去。因此，自布拉格危机后，英法外交政策的主要倾向，显然已不是“祸水东引”，而是“遏制”。这点甚至连斯大林后来也承认：英法政府当时“并没有下决心打仗，他们只希望英法和俄国在外交上联合起来，以为这样就可以阻止希特勒。”（28）
    当然，英法外交政策的上述变化，并不等于说其“祸水东引”的愿望，从此就“魂归天国”。但是，这一愿望能否“借尸还魂”，则同样必须由此后的客观形势所决定。众所周知，就在英法苏三国谈判的同时，英德之间也秘密地进行着另一种谈判。特别是7月中旬以来，由于英苏在谈判中出现了一系列分歧，英政府更加紧了与德国的秘密接触。7月29日，工党著名活动家罗登·巴克斯顿在与德国驻英使馆参事科尔特秘密会晤时，更提出如下建议：“1.德国答应不干涉不列颠帝国事务。2.英国答应完全尊重德国在东欧和东南欧的利益范围。结果英国将放弃在德国利益范围内它所给予一些国家保证的义务。其次，英国答应设法使法国取消其与苏联签订的盟约，并放弃其所有在东南欧的一切联系。3、英国答应停止现今正在进行的与苏联的缔约谈判。”等等。正如狄克逊所指出：这个建议无疑“是威尔逊先生所主张，因而也就是张伯伦首相所主张的。”（29）直至8月14日，巴克斯顿出访柏林时，仍然重申上述主张，只是强调德方必须相互保证，使在欧洲签订的新条约以及保证一切国家的独立，成为欧洲的合作体系（30）。对此，应当如何看？
    诚然，英政府对德国作出如此重大的让步，这无疑是其外交上的一大退步，而且它把东欧和东南欧的经济利益扔给希特勒，这在客观上也确实使苏联面临纳粹的直接威胁，因而苏联指责其“祸水东引”，这是不难理解的。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仍然必须作具体分析：首先英国在提议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协定”时，曾力图将这种协定解释为“真正放弃侵略原则”。正如狄克所说：“沃塔特先生是把这种协定了解为德国同其他国家签订过的那种寻常的不侵犯协定，而威尔逊先生却想把不侵犯协定解释为真正放弃侵略原则。”（31）有人可能会说：威尔逊所强调的，只不过是要求德国放弃对英国的侵略。我们认为这并不符合事实。如果仅指两国关系而言的话，那么，仅按沃塔特的解释，就足可保证英国本身不受侵犯，而不必强调对方放弃“侵略原则”；反之，如果要“真正放弃侵略原则”，那么，其对任何国家的侵略，都是违背这个“原则”的。其次、巴克斯顿在提议英德各自尊重对方的利益范围时，也同样强调必须把“保证一切国家的独立”，列为谈判的条件之一，如果旨在“祸水东引”，这无疑也是多此一举。第三、上述两项要求，都是在秘密谈判中提出的，显然并非出于对外宣传的需要，而是内部切切实实的讨价还价。英国政府对德国的上述重大让步，虽然在客观上不无“祸水东引”的一定因素，但其主要目的，则在于“丢车保帅”，即以放弃东欧和东南欧的经济利益为条件，与德国法西斯重新达成全面的协议，诱使其放弃侵略，从而保存英帝国本身的霸权利益。第四，尤其重要的是，当时德国西进的方针已定，希特勒对于英国的建议，并不热火。英德谈判实际上毫无结果；相反，为了解除东线的威胁，首先集中其兵力进击西方，从7月底8月初起，德国已越来越加紧了对苏联的外交拉拢，因而德苏外交接触日益频繁。在此情况下，英国当局已不敢过多指望德苏冲突，而只好幻想通过更大的让步，诱使德国“真正放弃侵略原则”。由于英德谈判毫无结果，英法被迫继续坚持“遏制”政策。这就决定了“祸水东引”只是一种“沉渣泛起”，而并非主流。其主流则仍然是“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