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的史书中，有关“天下”的叙述不胜枚举，一代又一代的儒家学者不厌其烦地构建及完善“天下观”思想体系，一朝又一朝的政府都试图通过意识形态化的“天下观”来进行制度建设，从而巩固王朝的统治。可以说，天下观不但是了解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体系的重要问题，更是了解古代中国何以能够维系广阔疆域的关键。
    关于天下观，前人研究成果很多，但综合起来，大致有两种观点：“天下”要么对应的是今天意义上的“世界”，即具有空间延展性；要么对应的是今天意义上的“中国”，即具有有限空间性。①日本学者渡边信一郎对中国古代的天下观有一个总结，他认为在日本学者中，也分为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天下乃是超越了民族、地域并呈同心圆状扩展的世界，或将其理解为世界秩序、帝国概念之类”；另一种观点认为“天下就是中国=九州，将其理解为处于强力统治权下的‘国民国家’概念”。②渡边信一郎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缺陷，即天下等于中国说与天下等于世界。世界帝国说实际上分属于国民国家论与帝国国家论这两大阵营。而“国民国家论，是对欧洲近代所创造的资本主义政治社会进行分析并概念化的产物；而帝国概念则源自欧洲古典时代，是从其与资本主义经济间的关系出发，论述欧洲近代殖民主义扩张的国家论。”他认为，将源于欧洲的国民国家概念与帝国概念用于中国，似乎都不适用。因此他在两种观点的基础上，用“天下型国家”这一概念来分析中国古代的天下观。③另外，李大龙、于逢春、毕奥南、李方、张文等学者还借助辨析“中国”、“天下”等术语在中国历史上的变化，来探讨中国疆域如何形成的问题。④这些文章有助于我们厘清相关概念，是中国疆域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古代“天下观”的研究虽然有这么多的成果，但是多限于在思想观念层面探讨，对于天下观是如何建构为历代王朝的意识形态，以及在制度上是如何实践的似乎关注不多，对天下观的影响似乎也探讨不够。天下观是中国疆域理论研究不可回避的一个重大课题，本文试从不同的方面进行探讨，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一、天下观及其衍生出来的“大一统”、“夷夏”观念建构为意识形态的过程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是《诗经》中的诗句，很多学者据此认为中国古代的天下观即是没有边界的世界观，实际上，这是以倒观历史的方式来进行研究。众所周知，一个观念的形成必离不开观念所形成的时空背景。天下观念是在先秦时期形成的，但不是一个在地理空间上无限延展的概念，而是基于当时的地理知识所及的有限认知。中国处于一个较为封闭的地理空间内，东、南有大海阻隔，西有世界最高屋脊--喜马拉雅山脉，以及由帕米尔高原延伸出的高大山脉--阿尔泰山脉、天山山脉、昆仑山脉的遮挡，北有戈壁、沙漠、干旱草原、森林以及寒冷气流，地势西高东低。在古代经济与科技还不发达的情况下，如此封闭的空间环境使古代中国尤其是先秦时期很难与其他文明古国接触，决定了古代中国形成了独特的“天下观”。
    《禹贡》中“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⑤的描述，是当时的人在地理知识有限的基础上认定的天下的界限。天下观作为一种在先秦时期诞生的观念，随着儒家被确立为正统思想，而被儒家学者们建构为一种意识形态。梁启超认为中国国民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的主要原因即在于地理的隔绝：“欧洲地形，山河绮错，华离破碎，其势自趋于分立；中国地形，平原磅礴，阨塞交通，其势自趋于统一。故自秦以后，二千余年，中间惟三国南北朝三百年间稍为分裂，自余则皆四海一家。即偶有割据，亦不旋踵而合并也。环其外者，虽有无数蛮族，然其幅员、其户口、其文物，无一足及中国。若葱岭以外，虽有波斯、印度、希腊、罗马诸文明国，然彼此不相接、不相知，故中国之视其国如天下，非妄自尊大也，地理使然也。”⑥
    据渡边信一郎的研究，在战国至后汉时期编纂的儒家经书及其解释中是不断“扩张的天下”，他把这些天下观念区分为方三千里、方五千里、方万里三种类型。《礼记·王制》的记载是方三千里的典型，战国时领土较为广大的楚、齐、秦三国的领域大致都为方五千里、方三千里。《尚书·禹贡篇》今文经学说⑦是方五千里的典型，也对应的是战国时的实态。《周礼》的九服·九畿说与《禹贡》五服的古文经学说⑧都是方万里的典型。《周礼》的成书年代很难判定，但至少在东汉时期是作为代表性的古文经学经典而被研究的。而《禹贡》古文经学，据东汉许慎及郑玄的注释，认为《尚书》古文经是立足于方万里说的，即甸服、侯服、绥服、要服的面各四千里（方八千里）的领域为九州等于中国，其外的荒服千里为四海之领域，二者相加，即为天下方万里。这一观念实际上是秦统一天下之后的观念。⑨因此，天下观念是随着疆域的扩大而延展的，到扩张至方万里的同时，“又以《尔雅·释地》为媒介把四海领域化，将夷狄也结构性的包摄在内了”。⑩由此包括“夷狄”在内的天下“方万里”的观念定型，一直到清末。实际上，先秦形成的天下观，是以一个中心为基础向外扩展的有限疆域概念，因此以谁为中心就成为关键的问题。以此为基础的大一统观念、夷夏观念被后来的儒生根据不同的情势需要建构出来，而随着儒学地位的上升，这些观念逐渐演变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