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关于所谓商鞅“改法为律”的问题。
    唐初对《唐律·名例》进行疏解时，称商鞅在秦曾“改法为律”。这是有关这一问题的最早记载，但细揆其意，它不过是将《晋书·刑法志》所谓“商君受之以相秦”这一说法的进一步具体化，并非有其他更原始、更可靠的史源。祝总斌先生即以大量史料，论证了所谓商鞅改法为律之说不可信。（注：参见祝总斌：《关于我国古代的“改法为律”问题》。）退一步说，即使商鞅确曾改法为律，在“法”已成为法律、规则乃至方法的一种泛称的背景下，商鞅将秦国的法律条文用了一个前代曾经用过的词“律”来指称，（注：关于上古法典的名称无从确知；虽然典籍中也有记载（如《尚书》、《周礼》等），但不能排除后人的整理和修改，或理想化的追述。从较为可信的春秋战国时代的情况来看，法典多称“刑”、“法”，只有赵国称“律”。（参见堀毅：《汉律溯源考》，“表Ⅰ 上古至秦代的法典”））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既是为了区别于作为泛称的“法”，也表明了他对秦法典所进行的系统改定和整理。因为他的立法精神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李悝的法学思想（上举“法律答问”的内容，即可说明），于是人们将此视作“改法为律”。因此，这既表明了商鞅与李悝之间的沿，也表明了他们之间的革。这一改称，并不具有法律变化的意义，至少就目前所知的史料，还不足以说明这一变化所意味着的法律精神或法理的根本性变化，其影响也并不大。这也许是商鞅改法为律之后，“律”仍未被时人视作法律的专名的原因吧。
    最后，关于“汉律九章”的性质。
    汉律不止九章。但萧何因《法经》六篇而增益兴、厩、户三篇，共为九篇，又如此言之凿凿，似亦不能简单地视之为子虚乌有。我认为，萧何在《法经》基础上的增益，并不是对实施中的法律的篇章分类，而是法学意义的分类。换言之，它是萧何根据汉初所实施的律令条文内容，在《法经》对法律条文分类的基础之上，又增加了三类--秦及汉初所实施的法律条文，已比李悝时代的诸国法的内容大为丰富，李悝所作的律学分类已不足以完全包纳这一更为丰富的内容了。汉代“律说”这样的著作，恐怕也并不是依具体的律条而行，如后代的《唐律疏议》，在每条之后作“疏议”，而是将其“律说”内容分成这九类，单独流行的。当然，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律条的不断增加，律学的这九类分法也一定会出现不能包纳所有律条内容的情况。此后的律学著作在分类上一定会突破这九类分法，甚至会出现新的律学分类结构。鉴于律学的不断变化，后人对汉初律学的分类不甚了了，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至此，可以对所谓“汉律九章”作一通解。首先它最初是指律学的分类。此后则在汉人常以“九”来虚指篇章的影响下，因汉律篇章之多，而成为汉律的代称或习称，（注：滋贺秀三在《西汉文帝的刑法改革和曹魏新律十八篇篇目考》的一个注释中，提到了这一点：“九章律的‘九’这个数字，是汉代法律家十分稔熟而有好感的数字。‘九章’一辞即通同于‘律’字之义（《论衡·谢短篇》）。”（《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8卷，第96页注24）可惜未作讨论。）而非汉律的法定名称，（注：在张家山出土的汉初吕后二年律令中，有律令的篇名，却没有总的名称。如果“九章律”是汉律的法定的总名，抄写者对具体律篇均作了标示，对此法总名似乎亦不应不予标出。）更非实指汉律只有九章。同时，在尊经、复古的影响下，上古九刑的传说乃至附会，也极大地影响了时人对汉律的认识以及对汉律的称谓。这些因素夹杂在一起，使人们对所谓“汉律九章”的认识变得十分隔膜而混乱了。
    三 从律令关系看律的篇章结构变化
    秦汉时期律的篇目很多。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秦律，整理者分为“秦律十八种”和“秦律杂抄”。二者相加，至少应有二十八种，或二十八篇。张家山出土的汉初律篇有二十七种，另有一津关令。沈家本和程树德从文献中勾稽出的汉代律篇共有二十二种。（注：参见沈家本：《汉律摭遗》卷1《目录》，《历代刑法考》第3册，第1370-1381页；程树德：《汉律考·律名考》。）连劭名从其他汉简中所勾稽出的几种中，可增县律一种。（注：连劭名：《西域木简所见汉律》，《文史》第29辑，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按，简文中所见汉律大多未标明律的篇名，根据文献中所见的汉律篇名予以比对者，此处未予计入。）睡虎地秦律与张家山汉律的篇目相同者，有捕盗律、置吏律（除吏律）、传食律、效律、傅律、爵律（军爵律）、徭律、金布律、田律。（注：名称相近者，如军爵律与爵律、厩苑律与厩律、置吏律与除吏律等，暂视作一类。）秦律中的内史杂、尉杂与汉律中的杂律，或许有关；不同者还有近四十种。沈、程两位先生从文献中勾稽出来的，与张家山汉律相较，相同者有：捕律、金布律、田律、杂律、户律、贼律、盗律、具律、兴律、钱律；不同者还有近三十种。这一方面说明秦汉时期律的篇章时有增减，具有“开放性”，而不是像《魏律》以后各朝的律那样，是一个大致固定的结构。但从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其中的一些篇目又具有相当的稳定性，这又为律的篇章的稳定乃至固定奠定了基础。因此，曹魏对汉代法典修定所具有的本质意义，表现为：1.将律的篇章予以固定，使律变成一个完整和封闭的体系；2.这样做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令与律在内容上的明确区分。
    汉代律与令的关系，是法制史上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相关记载存在很大歧异，比如《史记·酷吏传·杜周传》载，杜氏因“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受人责备时，杜周辩解说：“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认为律与令的区别在于制定法律的皇帝不同（前主、后主）。但是，前主、后主是相对而称的。他的这一区分显然不能成为有汉一代律与令的区别。三国人文颖说：“萧何承秦法所作为律令，律经是也。天子诏所增损，不在律上者为令。”（注：《汉书·宣帝纪》“地节四年九月”条关于“令甲”的注释，第253页。）认为萧何所定者即为律令，属律经；后代天子所增损，且未纳入萧何所定律令中者，是为令。他所谓的“令”是相对于萧何所定律令而言的，很像明人眼中的《大明律》与例的区别。（注：王毓铨先生在《户役田述略》（中国明史学会编：《明史研究》第1辑，合肥：黄山书社，1991年）曾言及明代的律、例，“大明律有‘律’有‘例’。‘律’是始皇太祖所定，‘例’是嗣皇所定”（第12页）。）大量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都可说明这一说法不正确，因为萧何之后，又出现了许多律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