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苏联的一些史学家利用英国新解密的档案材料，研究得更为深入。В。А。雷日科夫的《伦敦外交的曲折》是较早的一本。他认为，英国对苏联的政策具有两面性和曲折性，一方面英国统治集团对苏联怀有敌意，另一方面，积极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也占有一席之地。英国的经济需求和其他长远的民族利益使得英国资产阶级上层不得不同苏联实行理智的有益的合作。只有从这一观点出发，才能解释英国对苏联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12）
    В。Г。特鲁哈诺夫斯基在六十、七十年代先后撰写了两本人物传记：《丘吉尔的一生》和《安东尼·艾登（三十-五十年代英国外交史摘）》。他提出，绥靖政策可分为四个阶段：1）1931-1935年，从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到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而国联对此不予制裁；2）1935年底-1938年10月，从霍尔-赖伐尔协定到慕尼黑协定；3）1938年10月-1939年年9月初，从慕尼黑会议到二战爆发；4）1939年9月-1940年5月，从二战爆发到奇怪战争结束。作者指出，英国在三十年代初的对外政策是由两个基本矛盾决定的，即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以及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而前一个矛盾更为重要，为了解决这一矛盾，英国甚至甘愿牺牲一些自己的利益，结果就产生了称之为“绥靖”的政策。整个三十年代英国统治集团都在极力推行这项政策。美国在绥靖政策中也有自己的一份责任，但是应当看到，美国和德国有矛盾，美国和日本的矛盾更尖锐，罗斯福总统对此是很清楚的。英国不愿与美国一起抵抗法西斯侵略者。张伯伦看不起美国，对美国想起领导作用这一点，十分恼火。
    西方学者都认为艾登辞职的原因是和张伯伦有意见分歧，作者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艾登一直主张修改凡尔赛条约。他当了外交大臣之后，除了使霍尔-赖伐尔协定不再实行外，并没有改变英国的绥靖政策。可见，艾登与张伯伦的分歧是“战术性”的，而不是“战略性”的。
    1976年出版的А。Д。契克瓦伊泽的《二战前夕的英国内阁》，第一次运用英国新解密的文件分析评价张伯伦内阁的战前政策。作者认为，“这些文件能在很多方面观察战前事件的具体发展，充实并证实了苏联历史文献中谈到的甚至在慕尼黑勾结之后还能避免战争冲突的观点。”他把张伯伦内阁执政时间分为四个时期：1）从张伯伦上台到慕尼黑协议。2）从慕尼黑到1939年3月15日。3）从1939年3月15日到8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4）二战前最后一周。作者着重分析其中的第三、第四阶段。他说，英国披露的材料证明，张伯伦1939年3月17日的讲演仅仅是为了吓唬侵略者的。内阁实际上是满意的，因为德军进入布拉格，解决了伦敦很不想担负的向捷克斯洛伐克提供保护的问题。英国内阁感到严重不安的并不是一个小国被占领，而是事先没有和英国进行磋商。这使英国开始不信任德国，怀疑它是否只是指向东方。另一方面，如果内阁不考虑人民的愤怒情绪，很可能马上垮台。这样就产生了所谓的“外交革命”。
    Ф。Д。伏尔科夫1980年的新作《威特霍尔和唐宁街的秘密》，运用大量英国新材料，说明自1930年起，英国总参谋部就对“日益迫近的德国危险”不断提出警告。英国内阁于1934年成立了“德国重整军备问题委员会”，委员会发了不少绝密的备忘录，证明德国已经重新武装起来，不能忽视它的力量。西方学者一直强调英国一贯低估苏联的实力，但是英国“帝国国防委员会”1937年2月发出的绝密文件指出，苏联不仅有强大的陆军，而且有强大的空军，苏联是反对德国的重要因素。文件认为苏联、法国、比利时是英国可能的盟友。但是张伯伦内阁一心想和德国勾结，根本不接受任何明智的意见。（13）
    六十年代后，苏联对法国的研究逐渐深入，取得了一些成果。首先，苏联史学家对法国的对外政策进行具体的分段研究。研究法国问题的权威学者Э。С。别洛乌索娃在《法国和欧洲安全》一书中认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法国在其安全问题上的观点并不是始终如一的，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法国对外政策应分为三个时期：1）1929-1933年。这一时期法国对德国的态度较为强硬，它把安全问题看作是维护其在欧陆优越地位的首要问题，由于它有相当的实力，其对外政策还比较独立。但同时又有与德国调和，不敢得罪英国的一面。这一面在1932-1933年表现得尤为突出。法国统治集团企图把谋求同德国妥协和巩固同盟体系结合起来，而后者正是德国攻击的目标。这种政策显然是十分矛盾的，也是注定要破产的。2）1934-1935年。希特勒上台后加速战争准备，严重威胁着法国的安全，迫使法国统治集团内部一些重要人物考虑制止侵略的途径。赫里欧和巴都试图改变对外政策，不仅与中东欧小国加强联系，而且支持苏联提出的建立集体安全体系的主张。然而这一思想没能被大多数法国政治家所接受。巴都遇刺身亡之后，这一政策出现了某些改变的征候，只是改变的条件尚未成熟而已。3）1936-1939年。法国最终转到“绥靖”和勾结侵略者的道路上去。这是与法国当权人物的指导思想有关的。Э。С。别洛乌索娃指出：“对于大战前夕主要主持内阁和法国外交的激进社会党的很多活动家来说，同英国联盟是他们整个欧洲对外政策的基础。”（14）
    苏联史学界一般认为，1936年3月德军进驻莱因区而法国竟不干预，这是法国对外政策改变的标志。但是在法国走上绥靖道路之后，它的政策与英国的政策是否有所区别？近20年来，苏联史学家开始着重具体分析法国和英国所处的不同地位和由此产生的对安全问题的不同态度。《1917-1939年的欧洲国际关系》一书的作者А。О。丘巴里扬等认为：“如果说巴黎更担心德国在欧洲的政治、军事和战略力量的加强，那么伦敦对这一点的关心要少得多。”（15）他们认为直到1938年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前，英国基本上仍然坚持以德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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