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的发展给非洲社会、阶级力量对比带来了变化，首先是民族资产阶级逐渐形成、壮大。他们当中有的是中小企业主，有的是传统商人，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是由村社部落的酋长、头人转化而来。这些人同传统氏族土地制度割断了经济联系，物质基础较薄弱，因此憎恨殖民主义的高压和盘剥。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他们日益频繁地展开活动，要求独立自主地发展非洲本地的工商业，实行宪政改革，使殖民地自治机构非洲化，由非洲人管理自己的事务。民族知识分子的队伍也进一步发展壮大，这些人往往从小就在西方人开办的教会或公办学校里受教育，青年时期到宗主国大学读书，学业优异。他们饱受西方“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口号的熏陶，回到本国之后，接触到殖民统治的严酷现实，决心改变“母亲大陆”的悲惨命运。他们开办报纸，宣传黑人的权利和自由，希望用西方文化和基督教来改造祖国的命运，使之进化发达起来。尼日利亚的“国父”赫伯特·马考莱曾说过，要“一肩披上英国人经商方式的外衣，另一肩披上非洲人纵情欢乐的外衣”⑥，来达到繁荣、进步的目的。还在战前就出现了“西非青年联盟”、“尼日利亚青年运动”等知识分子团体。他们的主张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成为他们的代言人和领导者。非洲的民族资产阶级和民族知识分子的强烈政治经济要求，很快就反映在泛非运动中，成为泛非会议中的重要议题。
    战争期间非洲经济的发展也为战后的泛非运动发展准备了广泛的群众基础，重要表现就是工人阶级的队伍在不断壮大。殖民主义者的入侵摧毁了非洲以古老的村社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经济结构。为了维持殖民当局的开支和满足殖民企业的劳动力需求，他们曾经实行极残酷的“人头税”制，把非洲人民强行纳入商品经济之中，使许许多多农民破产，成为半无产者，不得不脱离农村经济而变成流动劳工，以赚取货币，来交纳种种苛捐杂税。如在南非，1894年的《开普殖民地法》就规定，非洲人必须交纳10先令的“壮年男子税”，否则就会被投入监狱。⑦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非洲工人的力量在发展壮大，特别是南部非洲，1945年，南罗得西亚（今津巴布韦）的食品、建筑、纺织业的职工人数比战前增加了一半，总计5.5万人以上，其中非洲人有4.88万人。南非联邦的加工制造业工人也达到45万人之多，其中非洲人居大多数。⑧二次大战当中非洲工人阶级不但队伍在扩大，组织性也在不断增强，西非地区的工会运动规模尤其显著，如战争初期，尼日利亚的工会数目由5个增加到70个，到1944年时达到85个。⑨同时，工人的斗争水平也有一定程度的提高，1942年10月，在蒙巴萨的工人因提高房租和粮价而举行罢工，工人要求增加基本工资和增加粮食、住房补贴。1943年，坦噶尼喀的达累斯萨拉姆港和林迪港也是出于经济原因而爆发了大罢工。到了1945年，非洲工人的斗争开始显示出由经济罢工转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罢工的趋向。1945年初，乌干达工人的罢工运动就发展成为非洲人反对英国殖民主义压迫的群众性运动。但应指出，由于非洲特定的历史、地理和发展条件，当时非洲工人阶级政治上还不成熟，他们当中相当一部分人还是流动的季节工，每年随着农季的变化而往返于城乡之间，交替进行工农业劳作，因而难以摆脱氏族公社制度的束缚和影响。这种情况使非洲的工人阶级存在较浓厚的部族意识，往往因部族间的龃龉而产生隔阂，乃致分裂、争斗，不能团结一致，为共同的阶级利益而斗争。季节性的交替变换职业，使他们不能专心提高生产技能，培养产业工人的纪律性和斗争性，因而不能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参加并领导民族解放运动。但是，它仍然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强大队伍，在民族民主运动中发挥了巨大的同盟军作用。非洲民族资产阶级是了解这一点的，泛非运动的活动家都一再强调了组织非洲的工农大众参加斗争的重要性。
    殖民主义者把战争的沉重负担转嫁在非洲人民身上，更加深了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人民之间的矛盾。例如，尼日利亚工人1942年的工资大约仅为1939年的70％。⑩1942年至1945年，工人的工资没有变动，但消费品的价格却平均上涨了75％。（11）殖民当局惧怕人民的不满酿成动乱，加紧政治控制，颁布一系列法令，对非洲人民实行种种限制，甚至剥夺了非洲人早先仅有的些微权利。1942年底，南非联邦殖民当局颁布“第145号战时措施”，宣布“在任何情况下，非洲人举行罢工”均属非法，违抗者处以监禁。不久又颁布“第1425号战时措施”，即未经当局许可，禁止召开20人以上的任何集会，违者均以犯罪论处。（12）类似这样的“规定”、“措施”在尼日利亚、塞拉利昂等国均有。殖民主义的高压统治只能促进非洲人民的觉醒，使他们认识到当务之急的问题就是打碎殖民枷锁。1943年，尼亚萨兰的《班图镜报》和《南非》两家报纸同时刊登了民族主义者詹姆斯·弗雷德里克·桑加拉的来信，指出：“是时候了，全国的黑人群众团结起来斗争，争取尼亚萨兰人民获得更大的发展。”（17）战时经济对劳动力的需求使更多的黑人流徙到城市中，城市人口膨胀起来，西非尼日利亚以工资为生的人口1939年时有18.3万人，到了1946年达到约30万人，仅恩努古市，1939年至1946年间人口就增加了5倍。（14）这一城市化的进程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酋长、头人等传统势力的影响，特别是在西非一些地区，动摇了英国实行间接统治的基础，也或多或少地削弱了殖民警察对人民的监视、镇压作用，增强了殖民地人民的联系，扩大了民族主义意识的影响，使他们能够更多地以一个声音发出代表全民族利益的呼声。
    战争在思想和精神上也给非洲社会带来了新的变化。法西斯的崩溃，各主要殖民主义国家在战争中的削弱，战时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从精神上大大鼓舞了非洲人民争取民族自决、民族独立的信心。战争初期，英美两国公布了《大西洋宪章》，宣称要“尊重各民族自由选择其政府形式的权利”，表示愿意让被剥夺了权利的人民恢复主权和建立自治政府。《大西洋宪章》的精神在广大殖民地人民心中激起了强大的反响，给受尽殖民统治之苦的非洲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1943年，在恩纳姆迪·阿齐克韦的倡导下，一些西非报纸的编辑发表了一项名为《大西洋宪章和英属西非》的备忘录，在这项备忘录中，他们表示支持泛非大会成立以来就主张的自决原则。战后，他们迫切要求殖民大国履行他们的诺言，让殖民地人民享有自主权。另一方面，战时留学美国的一些非洲黑人知识分子，在美国民主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接受了比它们的前辈更加激进的思想，他们憎恶罪恶的殖民制度，立场也更接近人民群众，并积极投身于民族运动。他们在黑人留学生中逐渐扩大影响，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泛非思潮，后来又把进步思想带回非洲，如克瓦米·恩克鲁玛和阿科·阿杰伊等人，成立了美国、加拿大非洲学生的“非洲学生联合会”等组织，并与早期学生组织“西非学生联合会”联合为战后第五届泛非大会的召开做了相应的准备。筹备第五届泛非大会的“泛非联盟”就是由“国际非洲人服务局”和其他12个非洲学生、工会团体组成的。反映了以学生、工人组织为代表的广大非洲人民的正义要求。再有，法西斯德国在世界各地的暴行和大日尔曼主义政策，激起了世界范围内民族民主运动的高涨，加速了民族民主思想的广泛传播。而战争中曾有大批非洲人在宗主国军队中服役；英属殖民地有37.2万人直接参战，其中16.6万人是在非洲之外服役，在法军中有14.1万人在非洲之外作战。⑤他们面对面地与德、意、日军队作战，参加了粉碎侵略势力的战斗，看到了自己的力量，提高了民族自豪感。在战争中他们接触到一些进步民主思想，开阔了视野，获得了新的政治意识。他们回到故乡后，不甘再忍受种族压迫和歧视，要求结束殖民统治，改变殖民地的现状，从而加速了泛非思想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