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大会提出了经济自主的思想
    在争取政治独立的基础上，第五届泛非大会还明确地提出了土地、资源主权的问题，要求经济的自主。
    关于土地和资源问题，前四届泛非大会对帝国主义的“托管制”抱有希望，并予以肯定，只是要求“为防止对非洲居民的剥削和国家自然财富的枯竭，要对资本投资和占地特许实行管理，占地特许将适时地加以节制并将置于政府控制之下。”（36）稍进一步的主张是“把黑人的土地及其天然资源还给黑人，防止这些天然资源被投资的无限贪婪所破坏。”（37）进而提出黑人“有权拥有土地及其天然财富”。“开发非洲应当是为了非洲人的利益，而不是为了欧洲人发财。”（38）这些主张在争取非洲人民经济主权方面应给予充分肯定，但也要看到，上述主张并不包含反对垄断掠夺、剥削的内容，只希望在开发非洲的同时照顾到非洲人的利益。
    第五届泛非大会的决议明确指出：无论是“伙伴关系”、“托管关系”、“保护关系”，还是“授权制”，“统统不符合西非人民的政治愿望。”（39）大会在分析了西非的经济结构后指出：在西非，“土地和正当财产通过各种手段和法令，正在逐渐落入外国的政府和其它机构之手。……外国金融资本的垄断公司掌握着各采矿工业。结果，采矿业发展到哪里，哪里就出现了剥夺人民所有的土地的趋势（例如：尼日利亚和塞拉利昂的矿产权现在已成为英国政府的资产）。”（40）大会不仅对非洲的经济状况进行了中肯的分析，同时还找到了非洲经济不能正常发展的根本原因，这就是外国垄断资本的控制。因此，大会决定：“废除掉允许欧洲人夺取非洲人土地的土地法……把所有可耕地分给无地的非洲人。……非洲人有权自由开发本国的经济资源。”（41）大会不仅“谴责资本的垄断，谴责私人财富的统治，谴责只是为着私人赢利的工业。”而且提出“经济民主为唯一真正的民主。”（42）
    由此可见，大会决议对非洲人经济自主权的要求是强烈的、明确的。这正反映了战时非洲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向，也有着深刻的阶级内容；它包含着非洲兴起的民族资产阶级的要求，也代表着广大非洲劳动人民的愿望。严峻的生活现实已使非洲人认识到殖民统治的要害，他们在谋求政治独立的同时要求经济上的自主，要求摆脱殖民主义枷锁的桎梏，要求发展非洲人的工业，谋求非洲人的经济利益。这是泛非运动对非洲人的主权要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战后初期泛非运动新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
    第五届泛非大会的召开是非洲人民要求联合、团结反殖的一个具体行动，是非洲人民觉悟的明证，它是泛非运动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大会突出了非洲人和非洲事务的内容，开始切实着眼于非洲本土上的问题，使泛非运动的中心在思想上从美洲转移到了非洲，并在纲领、斗争手段和主张的内容方面有了很大进步。这次大会以要求非洲人的政治自决权和经济自主为前提，制订出富于战斗性的政治纲领，不仅局限于疾呼和宣传，而要采取积极的政治行动，第一次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43）的议题，进一步促进了非洲人民的政治觉醒。此次大会以后，“依靠那些常常背叛他们的所谓左翼欧洲盟友们的思想和指导的那种日子，将一去不复返了。自此以后，非洲人及有非洲血统的人就会掌握自己的命运，在自己所选择的联盟中，在自己的泛非主义旗帜下前进。”（44）在万众瞩目的泛非运动中断近20年后，这次大会是非洲人觉醒、独立思考、解决自己问题的首次例证，它扩大了泛非思想的影响、也壮大了泛非运动的力量。
    第五届泛非大会的精神在非洲引起了很大反响，它道出了当时非洲人民的根本要求，成为动员、组织群众、积极投身于民族解放运动的思想武器。许多非洲的政治领导人在大会纲领的指导下进行活动，将泛非思想同实际政治斗争结合起来，促进了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著名的泛非运动领导人克瓦米·恩克鲁玛，回国后就发起成立了“加纳人民大会党”。他积极领导人民斗争，开展全国性的抵制、罢工运动，终于在1957年赢得了加纳的独立。与此同时，他坚持非洲大陆团结，一致行动的原则，倡导大陆联盟思想。他认为，“除非一个属地的自由运动最后和解放整个非洲大陆的泛非运动联系起来，否则非洲人和世界各地的非洲人的后裔都没有希望获得自由和平等。”（45）因此，在赢得祖国的独立之后，恩克鲁玛继续为非洲兄弟国家的斗争大声疾呼，奔走支援，为整个非洲大陆的解放作出贡献。西非大国尼日利亚的恩纳姆迪·阿齐克韦，在第五届泛非大会后，率领“当代或许是人数最多的非洲人起来为争取本国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46）经过政治、经济上的较量，终于在1960年赢得了祖国的独立。几内亚的塞古·杜尔，肯尼亚的乔莫·肯雅塔等人也都在争取民族解放、赢得祖国独立的斗争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正是在这些领袖人物的影响下，非洲各地的民族主义团体、政党象雨后春笋样纷纷诞生，例如：1946年建立的“非洲民主联盟”、“肯尼亚非洲人联盟”，1947建立的“北罗得西亚非洲人国民大会”，1949年建立的“加纳人民大会党”以及50年代建立的“乌干达国民大会党”、“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南罗得西亚非洲人国民大会”等等。可以说，战后泛非运动的新发展在非洲摆脱殖民主义统治的历史进程中是一个承前启后，推波助澜的重要阶段，为更深入、广泛地开展民族民主运动起到了思想启蒙和组织准备的作用。
    战后阶段的泛非运动是一场民族民主革命性质的思想、政治运动，由非洲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领导，同时又有一定的群众基础，社会各阶层都受到它的影响。它的斗争矛头直指非洲人民当时面临的最大敌人--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要求粉碎殖民制度，为非洲的发展开辟道路，其进步意义应当肯定。
    与此同时，也应当指出，战后的泛非运动也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泛非运动毕竟是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运动，因此，它的观点、主张没有跳出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哲学的轨道。第五届泛非大会是有进步意义的，但它的领导人始终没有放弃甘地倡导的“非暴力”原则，就是在积极政治行动问题上，也是以非暴力原则为基础，这就必然要使它陷入自身矛盾中：一方面要采取行动摆脱殖民统治，另一方面又恪守不采取暴力行动的基本思想，这就束缚了非洲人民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的手脚，使有些非洲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受到影响。另外，战后泛非运动的领导者们往往把形势估计得过于乐观，对各种复杂情况认识不足，过高地估计了非洲社会的发展速度，看不到非洲各民族、各地区政治、经济发展的差异。因而，在强调大陆联盟、团结一致的同时，提出了建立单一的非洲合众国的设想，这是不切实际的。特别是在非洲，由于其特殊的历史、地理、民族状况以及殖民大国的插手，使建立统一大陆国家的设想更形困难。
    但是，战后泛非运动的积极方面是占主导地位的，它所坚持的团结反帝原则紧扣着时代的脉搏，适应历史发展的潮流，为推进非洲独立解放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