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给非洲的经济、政治、思想和社会都带来了深刻的变革，使非洲的民族经济有所发展，非洲人民的民族意识有所增强，民主思想深入人心。从而使中止了近20年的泛非运动和泛非思想“以惊人的速度复活了”。在此形势下，召开一次新的泛非大会，推动非洲民族民主运动的历史任务就提到日程上来了。由于战斗的原因和一些主要泛非活动家与共产国际关系的破裂，英国在战后初期成为泛非运动新发展的主要基地。1945年2月，在伦敦举行的世界工联第一次筹备会议上，与会的西非和西印度群岛等地的黑人代表会见了“国际非洲人服务局”、“黑人福利会”及“黑人福利中心”的领袖。乔治·帕德莫在此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召开第五次泛非大会的主张。不久，300多名来自各地的黑人代表会聚一堂，成为“曼彻斯特历史上盛况空前的一次群众大会”，⑥使泛非运动的领袖们有机会了解非洲大陆上所发生的一切。随后，杜波依斯通过与帕德莫频繁的书信往来，就召开第五次泛非大会的地点、时间等一系列问题达成了一致的意见，为大会的召开打下了基础。客观的形势，群众的呼声加之领袖人物的作用，终于使第五次泛非大会的筹备工作在1945年8月中旬得以完备。
    （二）
    第五届泛非大会，于1945年10月15日至11日在英国曼彻斯特的查尔顿城举行。来自非洲、西印度群岛的90个代表团和11名观察员共约200人出席了大会。出席大会的非洲代表来自西非的塞拉利昂、尼日利亚、黄金海岸、冈比亚、利比里亚，东非的乌干达、坦噶尼喀、肯尼亚和南非的尼亚萨兰、南非联邦。大会由泛非运动的奠基人杜波依斯（常任主席）主持，恩克鲁玛和乔治·帕德莫任责任秘书。大会着重讨论了非洲各地区和埃塞俄比亚、利比里亚、海地等国问题，南非和西南非洲问题，以及西印度群岛和英国存在的种族歧视问题，并通过了一系列协议。大会的宗旨在两个主要决议中充分体现出来。一是由杜波依斯起草的《告殖民地列强书》，另一个重要文件是由恩克鲁玛起草的《告殖民地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书》。
    第五届泛非大会是泛非运动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它开创了泛非运动的新纪元，标志着战后初期泛非运动的新发展。这次泛非大会具有与前四次大会截然不同的一系列特点：
    1.第五次泛非大会是以非洲人为主体的大会
    如前所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将原有的殖民地经济纳入了战争的轨道，使非洲政治、社会、经济、思想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阶级的分化、民族矛盾的加剧，民主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都促使非洲人民觉醒，这决定了战后泛非会议将以解决非洲人民迫切关心的问题为中心议题。这一点在第五届泛非大会的筹备、组织以及出席大会的代表方面都得到证明。
    由“国际非洲人服务局”和“泛非联盟”的代表以及黄金海岸、利比里亚、英属圭亚那、埃塞俄比亚和塞拉利昂殖民地的黑人工人代表，发出召开战后新的泛非大会的倡议之后，得到了几乎所有殖民地黑人群众组织的热烈支持。在承担第五届泛非大会筹备工作的“特别国际会议秘书处”的6名成员中，有3名非洲人起着重要作用，他们是：西非的克瓦米·恩克鲁玛，任组织秘书；南非的彼得·亚伯拉罕斯，任宣传秘书；东非的乔莫·肯雅塔，任助理秘书。第五届泛非大会的与会代表中，来自非洲大陆的黑人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其中西非代表20名，东、中、南非代表共6名，还有塞拉利昂、尼日利亚、黄金海岸、冈比亚的工会代表和黑非洲最早的政党“尼日利亚和喀麦隆国民议会”、“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等民族主义政党以及“尼日利亚青年运动组织”、“尼亚萨兰非洲人大会”等群众组织的代表。另外，“黄金海岸农民联盟”的代表也第一次出席了大会。这样必然使会议关注于非洲人民的事务。对比前四届泛非大会，主持者和参加者多是美国或西印度群岛的黑人。在第一、二届泛非大会上，来自非洲的代表在全体代表的比例中一直没有超过30％，而第三、四届泛非大会，实际上是美国黑人的两次集会，几乎没有来自非洲大陆的代表参加，只是由居住在美国的少数几个非洲学生代表出席了大会。
    在与会代表的成份方面，也不同于前四次大会。前四次大会主要参加者和发挥作用的都是上层知识分子，这次大会采取了广泛吸收社会各阶层人士参加的方针。20多名代表和观察员，分别来自政治团体、工会、农民组织和民族主义思想强烈的学生等不同的社会力量。这样就使第五届泛非大会具有一定的统一战线的性质，它的决议也就有着一定的代表意义，反映了当时非洲社会各阶级、阶层对殖民主义的态度，表达了非洲人民对战后时局的认识和要求，突出了殖民主义是非洲人民所面临的最凶恶的敌人这一主要矛盾。
    2.大会确立了“积极政治行动”的纲领
    由于前四届泛非大会主要是由美国黑人和西印度群岛的知识分子和黑人上层开明人士发起和组织的，其领导人杜波依斯又深受费边主义影响，崇尚“非暴力”、“渐进”的斗争方式，他曾说过：在他领导下“不会发生种族战争或反抗，而会出现同世界上白人统治者更广泛的合作，为黑种人的和平和尽快发展创造机会，”（17）加之当时政治、地理等种种客观因素，使美国及西印度群岛的泛非主义者们不能真正了解非洲本土的情况。这就限制了战前泛非运动的规模和主张，决定了前四届泛非大会多寄希望于谋求欧美国家“同情”黑人遭遇的资产阶级白人“自由派”的合作，采取温文尔雅的请愿、谈判道路解决殖民和种族问题，而不能将其主张与斗争方式同非洲和非洲的现实联系起来。
    就内容而言，前四届泛非大会集中于讨论非洲血统黑人的尊严和平等权力的问题。第一届泛非大会，呼吁“协约国及其盟邦草拟关于保护非洲土著居民的国际法规”，并希望国联设立一常设机构，“负责监督法规的实施”。（18）这次会议的宗旨就是要求巴黎和会给非洲黑人以不受任何种族限制的发展机会，大会就土地、资本、劳动、教育和国家问题提出了保护黑人权力的具体要求，但仅限于道义上的呼吁和要求，既没有提到争取独立要进行斗争，甚至也没有提到对殖民统治进行根本的变革，因此，这样的决议对切实解决任何非洲本土的实际问题是有距离的。第二届泛非大会以同样温和的语言强调：“种族的绝对平等--人身平等、政治平等和社会平等，是世界和人类进步的基石。”（19）反对种族歧视和压迫，恢复黑人应有的权利是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还提出了要求实现非洲“地方自治”和“逐步走向完全自治”的口号。可是，就连会议的主持者迪阿涅在发言中也承认：“我们的大会仅仅是给自己定下了文化和情报方面的任务，只有在文明国家的有效帮助下。我们才能完成这些任务”。（20）第三、四届泛非大会也没有提出新的主张，仍然要求让非洲人参加政府管理，为非洲人的利益发展非洲；在斗争手段问题上，则主要是通过呼吁、请愿，运用和平手段来实现种族平等。第二届泛非大会后，杜波依斯就亲自率队到国联请愿，递交请愿书，“吁请全世界上一切珍视正义和同情弱者的人民支持。”（21）使全世界关注黑人的社会地位与权利”。但是这种呼吁“回音何在，渺不可知。”（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