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受到过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和史学理论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不仅直接来自西方，也间接来自日本，它是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不可忽略的方面，很值得我们加以研究。本文试就二十世纪初日本近代史学在中国的传播情况及其影响作一粗略考察，希望能有助于这方面的探讨。
    一
    日本近代史学的传入中国，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末。明治维新后，日本在东方迅速崛起，成为资本主义的后起之秀，由是引起了一部分中国人的注视，并逐步产生了向日本学习的要求。戊戌变法前后，随着资产阶级改良派维新思潮的发展，国内对日本的研究日趋高潮，不仅出现了黄遵宪《日本国志》、康有为《日本变政考》等日本史专著，一些日本有关史籍也被翻刻、翻译到国内，如石村贞一《日本新史览要》（1899年游瀛主人译本）、重野安绎《大日本维新史》（1899年东京善邻译书馆印本）、中村直正《日本全史》（1902年上海教育世界社印本）、阪东宣雄《日本维新活历史》（1902年陆规亮译本）等。康有为还在《日本书目志》中列出二百零四种有关日本史的著作，准备翻译出版。虽然当时一般入学习日本的眼光，还多集中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而不在史学，但由于传入的日本史著中，有些是以新的资产阶级观点写成的，其史学观点、方法和编纂体例自然会对读者或研究者产生一定影响，因而这一时期日本近代史学实际已开始渗入中国了。
    日本近代史学较系统地传入中国，是在二十世纪初。这期间，日本史书被大量介绍到国内，据谭汝谦主编的《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粗略统计，1911年之前中国翻译出版的日本书籍仅史地类就有近二百四十种，其中1900年之前仅十余种，而1901至1903年间出版的却达一百二十余种，占了一半。这些史著，内容包括世界史、中国史、日本史、传记、专史及史学理论等各方面。日本史著及其近代史学理论和方法所以在二十世纪初大量传入中国，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随着国内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已逐步形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从本阶级的利益出发，他们要求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以作为其进行启蒙宣传和实现资本主义的理论基础。但是，中国落后的经济条件和资产阶级的先天不足，使其无法创造出一套社会政治和哲学理论体系。这样，从西方系统输入近代思想学说就显得比任何时候更为急迫，严复《天演论》等译作以及日本近代史学理论这时出现在国内，正适应了这种历史要求。
    其次，近代中国和日本的资产阶级政治和哲学理论，主要都取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日本明治维新后，在政府鼓励下，积极输入西方近代科技文化，成效卓著，几乎当时各种西方学说都可以在日文书中找到。相比之下，中国则阻力重重，行动迟滞，戊戌变法前，即使有一些西方学说介绍入中国，也多为零星片断，不成系统，远不能满足国内对西学的饥渴之求。正如梁启超当时所说的：“我中国英文英语之见重既数十年，学而通之者不下数千辈，而除严又陵外，曾无一人能以其学术思想输入于中国。”他认为，中西语言文字差异太大，不能不是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因而主张转而求诸日本，中日两国文字相近，“苟于中国文学既已深通，则以一年之功，可以尽读其书而无隔阂……故其效甚速也。”①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不少人纷纷致力于翻译日本书籍，企图由此捷径，快速吸取西方资产阶级学说，其中包括日本近代史学理论。
    再次，戊戌变法失败后，废科举、兴学堂、开民智的呼声依然日高，随着各地兴学热的出现，急需大量适合新式教育的历史教科书。但在当时，中国旧体史书既不适用，新史书又不及编写，于是往往转而采用日本所编的历史教科书。如当时有人指出，中国史学“号称最盛，《四库》著录，史部居其十七，然求一完善之本，可为初学研究用者，犹不可得，不亦奇哉？”而日本某些史书，“叙录我国自开辟以迄今代数千年来政治上变迁之大纲，提要钩元，不烦不漏，至于学术风俗之有关政治上者，亦择要著论，更附各表，以便参照，其有便初学，岂浅鲜哉！”②不少日本史著在当时正是作为教科书翻译出版而广泛流传的。这种情况，无疑也促进了日本近代史学在中国的传播。
    最后，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戊戌变法后，不仅康、梁等资产阶级改良派人物纷纷亡命集结于日本，有志青年赴日留学，也一时成为风尚。计自1896至1911年间，留日学生总数约在二万人以上。这些人大多“头脑新洁，志气不凡”，③学习期间，又受到西方近代思想不同程度的影响。这样一大批通晓日文和近代科技文化，并具有一定资产阶级思想倾向的青年知识分子，给大量翻译介绍日本书籍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正是他们通过翻译日文图书、引入西方资产阶级学说和科技文化的活动，使中日文化交流和日本近代史学传入中国出现了一个历史性的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