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二十世纪初，日本近代各派史学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文明史学”。日本“文明史学”产生并流行于明治初年大倡“文明开化”的资产阶级社会启蒙运动时期，是一种直接受法国基佐（Guizot, 1787-1874年）和英国巴克尔（Buckle,1821-1862年）的文明史著作以及斯宾塞社会学理论启发而形成的日本资产阶级早期史学，代表人物为福泽谕吉（1834-1901年）和田口卯吉（1855-1905年）。它以“鼓动世道之改进，知识之开化”④为宗旨，激烈批判封建史学，主张研究人类文明进步的因果关系，以取代帝王为中心的、偏重政治权力记载的旧史学，“试图掌握日本社会史和文明史的沿革，为最初有系统地抓住主要问题来研究日本历史的创举。”⑤
    日本“文明史学”之风在十九世纪末便逐步吹入中国。康有为在1897年所刊的《日本书目志》中便列有不少日本文明史著作，如《文明要论》、⑥田口卯吉《日本开化小史》、福田久松《日本文明略史》、物集高见《日本文明史略》等，这至少可证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戊戌变法前已通过日文史籍对文明史学的观点有所接触。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东籍月旦》，向国内介绍日本书籍，其中对文明史学作了专门介绍，表示十分推崇，说：“文明史者，史体中最高尚者也。然著者颇不易，盖必能将数千年之事实网罗于胸中，食而化之，而以特别之眼光，超象外以下论断，然后为完全之文明史。”并列举永峰秀树所译基佐《欧洲文明史》以及家永丰吉《文明史》、高山林次郎《世界文明史》等著作，他称田口卯吉的代表作《日本开化小史》“议论常多独到处，虽我邦人读之，亦不至生厌，若欲知日本数千年进化之迹，毋宁此书为良。”在论及田口氏另一著作《支那开化小史》时，更是称赞不置，谓其“目光如炬，善能以欧美之大势，抉中国之病源，诚非吾邦詹小儒所能梦也。”⑦与此同时，日本文明史学著作的汉译本开始在国内不断出现，如中西牛郎《支那文明史论》（1901年普通学书室译本）、田口卯吉《中国文明小史》（即《支那开化小史》，1902年上海广智书局刘陶译本）、白河次郎和国府种德合著《支那文明史》（1903年上海竞化书局译本）等，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也被列入《译书汇编》“已译待刊书目”广告。⑧其中有的还一再重版，如《中国文明小史》至1905年初已四次重印。《支那文明史》汉译本出版后，更得到不少人的好评，《游学译编》广告称其“将中国四千年来所谓形而上、形而下之种种质点支配于区区小册子中，而稽其起原发达变迁进化之大势，评判之，论断之，其尤有特色者，看破中国专制政治、奴隶学术之真相，屡发卓议痛诋，诚救中国之良药也。”⑨《浙江潮》还特辟栏介绍，谓其“史眼如炬，考证精严，凡我国民四千年来文明之梗概，如政治、宗教、学术、工艺、美术等类，皆博采兼收，亦历史界中之珍本也。”⑩
    文明史学的传入，给二十世纪初正处于动荡变化阶段的中国史学界以相当冲击。如福泽谕吉等人在批判封建史学时，曾激烈提出：“日本已往所有之历史，非考究王室之递禅；即论述君臣有司之得失；否则即讲战争之胜败，类似艺人之演唱。旧日之历史，率皆若是。即偶有与政府无关之历史，也只记叙些佛家之荒谈怪论，亦无足观。总之，过去只有日本政府之历史，至于日本国家之历史，则付阙如。学者未注意及此，斯诚国家之一大憾事也。”（11）这种“日本无国史”说，显然在一部分进步学者中引起了共鸣。梁启超在1897年所作的《续译列国岁计政要叙》中便指出，中国古代，民史“几绝”，凡正史、编年、传记、纪事本末，诏令奏议，“强半皆君史也”，其内容“不过为一代之主作谱牒，若何而攻城争地，若何而取威定霸，若何而固疆圉、长子孙，如斯而已。至求其内政之张弛，民俗之优绌，所谓寝强寝弱与何以强弱之故，几靡得而睹焉。”后来在《新史学》中更猛烈攻击封建史学的“四蔽”“二病”，说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之家谱”。不仅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当时具有资产阶级思想倾向的史学家差不多都受到这股思潮不同程度的影响。如1899年，罗振玉在《支那通史》序（12）中说，若以近代史学观点衡之中国旧史，“则唯司马子长氏近之，此外二十余代载籍如海，欲借以知一时之政治风俗学术，比诸石层千仞，所存疆石不过一二，其他卷帙纷纶，只为帝王将相状事实作谱系，信如斯宾塞氏‘东家产猫’之喻，事非不实，其不关体要亦已甚矣。”1902年，邓实在当时国内影响很大的《政艺通报》中也指出：“呜呼！吾读中国之历史，二千年来只为一姓兴亡之历史，而非天下兴亡之历史。”（13）有的还发出了“中国无史”的指责，如黄炎培等指出，二十四史于“兴灭成败之迹，聒聒千万言不能尽，乃于文化之进退，民气之开塞，实业之衰旺，概乎弗之道也”，“恫哉，我国无史！”（14）以至连王舟瑶这样旧学传统较深的学者也说：“西人之史，于国政、民风、社会、宗教、学术、教育、财政、工艺最所究心，所以推世界之进状，壮国民之志气。中国之史，重君而轻民，陈古而略今，正闰是争，无关事实，纪传累卷，有似志铭，鲜特别之精神，碍人群之进化，所以贻新学之诮，来后生之讥。”（15）这些批判，不仅大大动摇了封建史学基础，也表明了资产阶级企图按照他们的世界观来重新认识历史、改写历史的愿望，因此，他们极力主张破坏封建旧史学，编写国史和民史，从智力、产业、美术、宗教、政治各方面反映社会和国民生活。如湖南留日学生曾鲲化即提出：“今欲振发国民精神，则必先破坏有史以来之万种腐败范围，别树光华雄美之新历史旗帜，以为我国民族主义之先锋。”（16）
    随着其时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兴起，探索历史因果律日益被越来越多的人肯定为历史研究的基本目的，这种进步史学思想之能在较短时期内产生较大的影响，日本文明史学在国内的传播无疑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当时国内流传的文明史著作，一般都十分注重探讨历史因果关系，如田口卯吉的《中国文明小史》指出：“开化史者，所以穷历代兴废之由而详时势变迁之迹。”家永丰吉在《万国史纲》中声称，其书“于王侯将相之事迹、征战之实谈等，不能尽详，至于历史之对于世界文明有如何影响，则一一论究，莫或遗焉。”他们反对机械地罗列堆积史料，要求抓住关系人类文明发展的主要线索进行研究，从中揭示进化之原理。这些观点，使不少中国学者深受启发。如梁启超在震动一时的《新史学》中反复强调：“历史者，叙述人群之进化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新史学不仅应“记述人间过去之事实”，还须“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17）又如1903年，上海作新社据日本史籍编译出版了不少世界史著，其中也认为，古今历史的发展“脉络贯通，毫无断绝，相依相缠，可谓其常能前进，唯难知其终局而已”，故史学之作用，“抑亦为指示其事之关系，且为之说明其原因与结果，叙人类之全体，及其诸分派隆替兴废之次序，阐明其人间之趋向者也。”（18）有些人还依据文明史学的观点作了大胆实践，如曾鲲化的《中国历史》便系“仿泰东泰西文明史及开化史例”而作，目的是“调查历代国民全部运动进化之大势，撮录其原因结果之密切关系，以实国民发达史价值，而激发现在社会之国魂。”（19）其书在叙述社会发展大势的同时，以将近一半的篇幅，详记各时代文明发展状况，内容广涉政治、学术、宗教、美术、风俗、实业等各方面，提出了不少新见解，在当时史学界产生了相当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