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中国人编写的新体史书，大多受到日本史著的影响，特别是其从西方搬来的章节体编纂体例，因较传统史书体裁更适于表述历史发展过程中纵横交错的因果关系，很快为人们广泛采用。1901年，普通学书室据日本中等学科教授法研究会的《东洋历史》编印了《普通新历史》。次年，柳诒徵将《支那通史》改编为《历代史略》，体例一仍其旧，南宋以前仅稍作改易。其余如陈庆年改编桑原氏《东洋史要》为《中国历史教科书》，吕瑞廷、赵澂璧据市村瓒次郎和泷川龟太郎《支那史》“逐加考订，正其讹误，而补其缺略”（38）编成的《新体中国历史》等，均为一时流行之作。此外，注重社会变迁和文明进步轨迹的日本“文明史体”也为一些中国学者注意，如谢无量在邵希雍译《万国史纲》序中指出：“吾国数千年不知有新史体，由左丘明至于今，所以为史著者交错相乣，不可悉纪，学者头白而不能究，是以民智日坐闇下。”他主张采用“文明史体”，从纷繁的旧史记载中爬梳出有关“文明变迁大势”的材料，加以条贯论述。黄炎培等还据“文明史体”的要求，将市村氏、泷川氏《支那史》中有关帝王事迹删去，专取“关于文明之进步者”，芟芜补阙，编为《支那四千年开化史》。（39）
    不仅如此，在观点和内容上，日本新体史著亦给中国学者以一定启示。如论及中国古史时，那珂通世认为“旧史记太{k52A401.JPG}、炎帝、黄帝之事者，亦多杂荒诞之说，今莫由辨其真伪。其叙三帝开创之功甚详……凡人生利用之事，悉以为出于太古群圣人之制作，至于巢居火食衣木皮之类，亦举其创制者，然当草昧之世，华夏之民亦不过为一种夷族，岂有所谓群圣者哉？其称制作者，盖非出于一人一世之造意，积数世之经验而后成，特足以征民智渐开之度而已。”（40）对传统的古史记载提出了怀疑。这种观点旋即得到了一些中国学者赞同，如曾鲲化《中国历史》便认为旧史有关三皇制作的记载不可信，“试问鸿荒未辟之时，何能有此文明程度，……此盖好事者假设寓言，徒表三才开始之顺序而已”，并指出伏羲、神农不过是较文明的酋长，黄帝则是诸部酋长首领。（41）虽然因其时中国近代意义的考古学尚未出现，对古史的研究还不可能建立在科学基础上，但这种疑古思想已表现出以资产阶级理性尺度衡量批判古史记载的意向。
    因受西方史学方法影响和鉴于近代东西交通日见频繁的现实，一些日本史学家主张把各国历史放到整个世界历史发展及其相互影响的关系中去加以探讨。如桑原氏《东洋史要》对中国史的论述，就较注重其与周围各国的相互关系。白河次郎和国府种德《支那文明史》则把世界文明看作古代多元文明相互影响，相互冲击，交汇发展的结果。依据这种认识，王国维在《东洋史要》序中指出，研究东方国家历史，应将其置于亚洲或世界舞台中，从各国历史“杂沓之事实中，取其影响及他国之事变，以说明现时之历史团体”。如印度佛教在东亚的影响，中国汉、唐时期对西亚地区的影响，元代欧亚之交通等等，才能更好理解东亚各国历史发展的“所由然”和现状。这种方法，显示了资产阶级史学家较为宽广的历史视野，提高了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水平。
    此外，这一时期国内还出现了一些日本学者编著的清史著作，如河野通之和石村贞一《最近支那史》、增田贡《清史览要》、三岛雄太郎《支那近三百年史》等，对冲击清末编写当代史和促进清史研究起了一定的作用，如汪荣宝所编的《本朝史》，从历史分期至章节内容，就多直接取自《支那近三百年史》。
    当然，就总的情况看，二十世纪初传入中国的日本新体史书，大多属教科书之类，严格说来，尚非研究性著作，不仅太略，且多舛误，其对中国史学的启发，主要还是启蒙式的。日本史学真正在学术上对中国史学界产生影响，是在辛亥革命以后，因为直到这时，日本史学、特别是中国史研究才真正从江户时代的传统儒学影响下解放出来，取得了独创性的成果，并出现了以白鸟库吉和内藤湖南为代表的“东大”和“京大”学派。而这时中国学者在运用近代方法治史上也取得了相当成就，如王国维、罗振玉的甲骨金文和古史研究等，内藤湖南就曾通过与王国维、罗振玉、沈曾植等人的学术交往，吸取了不少研究成果。故这以后中日两国史学的交流，更多地是以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方式出现的。
    以上粗略考察可见，二十世纪初日本近代史学在中国的传播，是当时中国资产阶级“新史学”思潮蓬勃兴起的结果，它与从西方直接输入的近代史学理论一起，对于冲击封建旧学，普及资产阶级史学理论，促进国内资产阶级史学的形成以及中外文化交流，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这一时期中国史学界对日本近代史学的传播和吸收，也存在一些明显的弱点。首先，这个过程虽然量大而快，但大多未经认真鉴别和消化，诚如梁启超所说，时“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然皆所谓‘梁启超式’的输入，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惟以多为贵。”（42）特别要指出的是，对于一些公然散布军国主义思想，为日本侵略扩张行径辩护的观点，也未加以应有的批判，这就不能不产生一些严重的消极影响。其次，由于当时日本近代史学本身尚在建设之中，其对西方近代史学理论的吸收仍带有相当的模仿性和不稳定状态，如文明史学的健将田口卯吉后来实际转向了实证史学，认为史学发展无因果可寻，其作用仅限于考证史实的可靠性罢了。又如那珂通世虽主张以进化论考察历史，但在实践中并未将其贯彻到底，认为中国自秦汉以后，历史毫不演进，“徒反复于朝家之废兴而已”（43）。这种观点显然未全摆脱循环论观念。这些不甚成熟的史学理论和观点虽然一时影响较大，基础终究不够扎实。第三，传入的资产阶级史学理论和方法固然较封建史学进步，但也夹杂着不少有害的东西，特别是代表帝国主义侵略利益的强权论、人种史观、地理决定论等，这些五花八门的理论，往往是打着近代“科学”的旗号出现的，具有很大的诱惑性，但当人们用它来解释历史时，便被不知不觉地引入了迷津。这种情况恰恰证明：资产阶级史学是不能真正认识历史规律的，中国史学的科学化，只有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