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代史学对中国的影响，不仅在于上述文明史学观点的输入，也表现在一般近代史学理论和方法方面。1902年，留日学生汪荣宝在《译书汇编》上发表据日本近代史学元老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讲义和久米邦武、浮田和民等人有关论著编译的《史学概论》，（20）简述史学目的、定义、研究法及其相关学科，并称“所采皆最近史学界之学说，与本邦从来史学之习惯大异其趣，聊绍介于吾同嗜者，以为他日新史学之先河焉。”指出了近代史学理论和方法对建立中国“新史学”的引导作用。对当时中国史学界影响更大的是浮田和民的《史学原论》。此书凡八章，博采西方史学名家之说，较系统概要地阐述了近代史学的基本原理与方法，深得时人好评，留日学生竞相翻译，将其介绍到国内，仅1903年间，此书汉译本便有六种之多。（21）还在《史学原论》汉译本出版前，章太炎就托人购求，并以为“于修史有益”。（22）汉译本出版后，立即受到国内史学界普遍欢迎，闽学会及《苏报》、《游学译编》等刊物纷纷登载广告，称其“博引泰西学说加以论断，溯委穷源，语语精确，洵为不磨之论……有志史学者，一读是编，增长史识必不少也。”（23）有些史书中还认为其于史学宗旨“阐发无遗，其中蕴奥，能一取而观之，亦可以定读史之方针矣。”（24）坪井九马三的《史学研究法》亦在《汉声》、《学报》等好几种刊物上被摘译刊登。足见这些日本史学理论专著在国内学术界的影响之大。如果说，在日本近代史学理论专著传入之前，大多数中国学者还只能从各种西人历史书中接触一些零星片断的近代史学理论和方法，那么，这以后，人们便开始对西方近代史学理论有了初步系统的概念。
    如对于史学，中国封建史家历来有人认为不过是“作史者之所记录，读史者之所考核，总期于能得其实焉而已矣，此外又何多求邪？”（25）其中比较进步的，也只以“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和“述往事以为来者师”为治学目的。（26）而日本资产阶级史学家却在这些书中提出：史学应象自然科学一样成为一门科学。浮田和民在《史学原论》中，针对那种把历史视为人心自由的创造物而否定其发展规律、进而否认史学可以成为科学的观点指出，人的活动固然受其意志支配，“然意志之发起也，必有理由，而理由者。以斯人之天性、之社会、之天然境遇所基础者也。故借令意志之有自由，而但能自由有限，且自由能受法则之支配，则历史一学，亦何难定为科学。”并强调“所谓社会进化之大现象者，夫固可以科学方法证明之也。”（27）据此，汪荣宝《史学概论》强调，过去的史学，即使讲求借鉴作用，亦“不过撮录自国数千年之故实，以应用于劝善惩恶之教育，务使幼稚者读之而得模拟先哲之真似而已”，故只是一种叙述，“而未能完成其为科学之形体。就此众多之方面与不完全之形体，而予以科学的研究，寻其统系而冀以发挥其真相者，是今日所谓史学者之目的也。”（28）王国维在为樊炳清译《东洋史要》所作的序中也认识到：“自近世历史为一科学，故事实之间不可无系统，抑无论何学，苟无系统之智识者，不可谓之科学。中国之所谓历史，殆无有系统者，不过集合社会中散见之事实，单可称史料而已，不得云历史。”都主张运用近代方法来治史。梁启超有关新史学的论述，有不少便直接取自日本史著。如浮田和民《史学原论》曾对史学和自然科学的不同特点作了探讨，认为自然现象的变化是“周而复始”的循环，人类社会则表现为不断的生长进化，故自然科学可以通过反复试验来达到科学的结论，史学则必须通过研究无止境的社会发展现象而求得其进化次序，并指出社会进化的规律，“非如直线然，有前进亦有退却，有升进亦有堕落，其象如螺旋线。”这段较精采的论述几乎全部为梁启超《新史学》所取，（29）虽然资产阶级史学家因其阶级局限，并未能真正揭示历史发展规律而使史学成为科学，但这种包含着较深刻哲理的历史进化论，毕竟较封建传统史家的历史循环论，以及近代以来龚自珍、魏源等人的历史变易观高明多了。
    与此同时，不少人还通过日本史学理论著作对西方近代史学方法有了较完整了解，如史料分类、搜集、鉴别和考证方法，充分运用语言学、古文书学、地理学、年代学、考古学、系谱学、古泉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和辅助手段，以及在历史研究中注意纵横（时间和空间）两方面比较观察等等。其中关于地理环境作用的论述，尤引起了一部分人兴趣。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地理环境论被人们广泛地用来解释世界各地文明消长的原因，中国史学界对这种观点的吸收，有一部分便来自日本近代史学。如汪荣宝《史学概论》便据日本学者的观点，认为“纬度之高低，地质之新古，海岸线之长短，河流之横直，大陆之于半岛，高原之于平原，皆于其国民之精神现象有非常之关系。文明之所以起原，国家之所以成立，胥由于此。”（30）另一本当时较为流行的《新体中国历史》，还引用浮田和民《史学原论》的观点，论述历史与地理关系说：“带之寒热，地之高下，无一不关历史之发达……文明必起源于温带，国家必成立于中原。海滨国民多进取气象、独立思想；平原国民多保守之气、独尊之习；富火山地震之人民，多迷信势力，而宗教之发达较科学为大；富天然景象之人民，多想象理性，而美术之进步较科学为多。所以然者，盖因地理影响于历史上物质之文明、精神之文明，而遂成历史地理之公例也。”（31）这里，尽管有地理环境决定论的错误倾向，但提出地理等自然条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较之于仅从帝王将相的意志或“上帝精神”中去探求历史变化原因的旧史观，眼界毕竟开阔了，这在当时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
    以上所述可见，日本近代史学的传入，对传播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理论和方法，以及当时国内“新史学”思潮的形成和发展，都起了相当的促进作用。
    三
    二十世纪初，日本近代史学不仅在理论上影响中国，而且在运用近代方法治史、特别是编写新体史书的实践上也给中国学者以相当启发。这里，首先应提及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和桑原隲藏的《东洋史要》，这是较早传入中国并影响很大的二部章节体历史教科书。《支那通史》系以汉文编就的中国通史，凡四卷，分上世、中世二部，叙事起上古，迄南宋，元以下近世部分未成。《东洋史要》则是一部以中国史为主的亚洲地区史。1899年，东文学社翻印了《支那通史》，并出版樊炳清译《东洋史要》。《支那通史》被罗振玉称为“简而赅，质而雅”的“良史”，“所谓持今世之识以读古书者欤，以校诸吾土之作者，吾未见其比也。”（32）发行后，“岁不下脱销万余部”，（33）流传极广。其后，文学图书公司和崇实书局又分别分版狩野良智增订的《增补支那通史》和中国汉阳青年编译的《续支那通史》，以补其未备。桑原氏的东洋史著作深得梁启超等人的好评，认为“颇能包罗诸家之所长，专为中学校教科用，条理颇整……简繁得宜，论断有识。”（34）其书除樊炳清译本外，同时还出现过四、五种本子。（35）继《支那通史》、《东洋史要》后，小川银次郎《东洋史要》和《西洋史要》、市村瓒次郎《支那史要》、田中萃一郎《东邦近世史》、家永丰吉《万国史纲》等日本新体史书也被纷纷汉译出版，备受国内读者欢迎。如陈庆年说：“知识全而后国家全，历史全而后知识全，完全之历史，造完全知识之器械也，余观日本所为东洋诸史，庶几其近之欤。”（36）清京师大学堂史学讲习王舟瑶也认为：“中国旧史病在于繁，不适时用，日人新编，较为简要，且多新识……皆足备览。”（37）从这些日本史著中，不少人看到了中国史学的落后现状，开始尝试编写新体史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