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所谓封建化，是指在封建关系主导下，各种前封建关系逐渐向封建关系转化；封建化过程，也是封建主阶级掠夺土地和劳动力、自由农失去人身自由而成为依附农的过程。法兰克王国的统治阶级（封建主阶级）有两个组成部分：从罗马奴隶社会留下来的大土地占有者，以及通过征服战争从日耳曼原始社会的军事首领、扈从队和其他氏族首领转化而来的大土地占有者。在高卢的天主教会上层分子正是属于前者。据息多尼阿·阿坡利奈里的《书简》所述，在西罗马帝国崩溃前夕，天主教会上层分子在高卢各省内已是拥有过多土地的大土地占有者了（12）。这些土地的耕种者主要是隶农。法兰克人改信天主教，使教会在高卢的财产大量增加。墨洛温朝诸王，不但让教会保有原来地产，还向教会捐赠土地，黄金等财富。数量之巨，连国王希尔佩里（561-584）都惊呼：“你们看！我们的国库一向是多么贫乏。你们看！教堂是怎样地把我们的财富汲干了。”（13）到七世纪时，许多教会拥有了七千或八千处庄园；那些领有二千处庄园以内的教会，还只被认为是小有产者。（14）“据罗特估计，在七世纪末，高卢教会的全部土地，不是少于而是多于土地总面积的三分之一”。（15）九世纪初亚亨宗教会议决定，按财产多少把教会和神职人员分为三级，第一级拥有三千至八千处领地，第二级拥有一千至三千处领地；领地不满一千处的为第三级。教会通过“采用捐献、勒索、欺骗、诈骗、假造证据以及其他带有刑事犯罪性质的勾当而巧取豪夺来”大量地产（16），教会或者把这些土地租给人耕种，或者直接交由住在教会地产上的不自由居民来耕种，实行超经济的封建剥削。教会拥有如豁免权一类的种种特权。这在封建混战、抡劫、没收土地的动乱年代，诱使农民要求教会给以庇护，使得始于墨洛温朝时代的有条件地把土地让给主教区和寺院的惯例，到加罗林朝时代就成为一个有组织而又有系统的制度。（17）这样，教会庇护制加速了封建庇护制的发展，加速了自由民的封建化，并促进了封建大土地所有制的形成。马尔克公社成员在丧失地产以前所经历的财产分化过程，只是为马尔克社员丧失份地和人身自由做了准备，失去土地才是自由农民向依附农民转化的关键一步。而自由民失去土地，一方面是由于罗马大地产制的影响而发生两极分化；另一方面是由于时势的逼迫，为了求得安全而把土地所有权转让给教会，投献者自己保留土地的使用权，成为封建的依附民。数代后，他们大都就失去了人身自由而成为农奴。由此可见，在五--九世纪的社会条件下，教会大地产的形成加速了自由民的封建化。九世纪初年，巴黎的圣日耳曼修道院的领地就达到36,500公顷，依附于该修道院的农民就达万余人。（18）
    （四）
    法兰克人入主高卢以前，还处于原始公社解体阶段，过着流动的生活。但一来到一个和自己无定居的习惯相抵触的农业地区--高卢地区，就存在着如何适应所面临的生产力水平、建立起新的生产关系的问题；而天主教会帮助法兰克人解决了这个问题。
    中世纪早期的修道院，实质上是封建庄园式的经济剥削组织。修道院的领地大都是真正的庄园，其中有由依附农组成的村庄，也有些领地比较小而分散，只有少数农民居住。教会地产的管理，是依靠一个有权力的官僚机构并完全按照过去罗马皇帝管理庄园的办法进行的。从遗留下来的格列哥里《通信登录簿》和罗马城居民户籍簿可以看到：教会把土地分成小块出租给农民，收取现款或实物地租。每个庄园交给一个管家（通常是神职人员）来管理；（19）至于庄园的剥削形式，授田取租虽是主要形式，但种田者须负担劳役的制度也已广泛流行。（20）约在六世纪上半叶制定的《圣本尼狄克特法规》不仅要求修道士听命、安贫、守贞，还要求修道士从事农业和各种体力劳动。（21）“每一所本尼狄克寺院，基本上便是一个模范田庄；它保存了罗马田庄的外表，并依照习惯的方法进行农作。”教会庄园“在原来耕种方法有被全部遗忘的危险的地方，把它保存下来了”。不仅如此，僧侣作坊还把古代文明的各种工业也保存了下来。（22）教会和世俗的封建领主还在边远地区修建教堂、修道院，差遣本尼狄克特派修道士前往，统辖农奴，开垦荒地，并进行传教活动。中世纪早期的修道院利用修道士整年劳动和教会的免税特权，除从事农业外，还经营葡萄园，酿制葡萄酒运销各地。修道院有一批商业代理人，称作“教会商人”，从事长途贩运，从中获取巨大利益。
    教会的上述活动既对中世纪法兰克的经济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为封建社会的发展创造了经济条件，又就如何经营、管理封建庄园，给法兰克人做了示范。教会庄园成为世俗庄园的样板。到七世纪中期，《圣本尼狄克特法规》已通行于高卢； 788年，查理在法兰克帝国境内各寺院强制施行这项法规。随着该法规的推行，封建的庄园制度也就在法兰克各地逐渐地确立起来。如果说土地庄园化是法兰克封建化完成的标志之一的话，那么这个标志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天主教会建树的。在教会的示范和带动下，法兰克人较成功地适应了高卢等地较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确立了封建的生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