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封建主义，东部印度的一种并发症
    阿米特·巴杜里普拉丹·普拉萨德尼尔玛尔·钱德拉兰吉特·索还有前已谈到的鲁德拉。
    在辩论中，第一个主张半封建主义（当然，这个概念的提出要早得多）的旗手是阿米特·巴杜里，他于1973年在《新地》和英国的《经济杂志》上发表了这类论文。根据他于1970年对二十六个西孟加拉的村庄所进行的一次调查，巴杜里得出结论，认为“现存的生产关系的主导性质”最好是把它描述为半封建的，“因为这种生产关系和农奴主--农奴相互依存的古典型的封建主义的共同点要比和工业资本主义的共同点为多。”他举出了这种半封建关系的四个主要特征：谷物分成；小佃农经常处于负债之中；两种剥削方式即高利贷和土地占有，集中于同一个占经济优势的阶级手里；小佃农缺乏进入市场经济的手段。负债是由于随时都需要借贷谷物来充饥。典型情况是：放债者就是地主，当地把这种人称为乔特达尔。佃农在未能了结债务之前，不能迁走，而他又别无他路可以告贷。这类借贷谷物的利率特别高：巴杜里引证了数字，借期约四个月，利息从25％到200％不等。这么一来， 高利贷成了半封建地主一项重要的额外收入来源。要使这双重剥削持续下去，就必须使分成佃户（基香）分到的谷物永远少于他全家的消费需要，始终达不到平衡。因此，技术改进（这将会有可能提高分成佃户的生产率水平），对地主来说，是不足取的，因为这将会削弱地主的政治经济权力，这种权力的基础正存在于能够让他的佃户经常处于负债之中。正因为这样，“半封建的生产关系成了导向技术改进的一种障碍”。（巴杜里1973a。）
    巴杜里感觉到未来有四种发展前途：继续停滞；采用新技术同时提高地租；逐步发展资本主义关系；要么就是农民起义：
    （1）靠农业中的低生产率和停滞来继续维持着东部印度的村庄中的现存权力结构。
    （2）通过半封建生产关系本身的改善促使利用改良技术有利可图。
    （3）和（4）也有可能是半封建的生产关系逐步让位给以工资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或者就是被走投无路的穷苦人推翻（如果邦政府不实行一种彻底的土地改革的话）。（巴杜里）
    普拉丹·普拉萨德提供东部印度另一地区的材料来支持巴里杜的论点：他于1970和1972年，在比哈尔邦的普尔尼亚、萨哈萨和蒙吉尔三县，共调查了二十几个村庄里的二千多户人家。在这些村庄里，耕地面积增加，有效的灌溉设施的利用反而有所下降，雇人经营土地的较大地主（十英亩以上）宁愿利用“依附”工，负债情况随处可见，谷物分成是一种通常现象，工资按日计算低得惊人，甚至一家有两个人长年帮工，也不得不靠出高利借贷粮食度日。这种债务会无限期地延续下去，因为债主“并不期望这些农村穷人按规定归还本息。”（普拉萨德1974）普拉萨德接着说，高利贷“就这样被利用为延续直接生产者和地主之间的难以解开的契约的主要手段……”大地主尽量少利用水利之类的资源，尽量少在土地上投入劳力，主要是为了“防止直接生产者经济条件的加强，而不是为了让利润率或土地报酬率取得最佳效果。”像巴杜里一样，普拉丹坚持认为：大地主害怕引进新的农业措施，最终会导致他们的佃户摆脱掉半封建的羁绊。
    “这种半封建模式的主要特征反映在大量占有土地的那些人身上……处理整个生产和分配过程时，心里想的是如何加强自己对土地和对农村大众的控制，其结果就是这么一种体制（我们可以称之为半封建）……其主要特征是使用两种方式即分成和高利贷，进行掠夺。这就导致一种半奴隶状态的生存条件和低水平的消费……土地的低生产率和劳动的低生产率（主要是因为变相失业），资源的过低利用和农业经营净投资的欠缺（差不多接近于零）。”（普拉萨德1973a）
    在随后发表的一篇论文里，普拉萨德根据他从1951到1971年所进行的几次抽样调查，论证说：他的“半封建模式大体上是能应用于印度农村的绝大部分地方的，只是在细节上各有差异”。（普拉萨德1973d）
    另一位半封建论的党徒，尼尔玛尔·钱德拉利用西孟加拉邦的官方资料，把农业发展与全国水平的工业发展明确联系起来。他回顾了考茨基和列宁所确认的农业运动变化规律（在全国经济经历着资本主义改造的情况下），土地报酬随土地规模的扩大而增长；土地占有的集中化倾向在增长；农业工人的比率在增长；谷物分成的规模在缩小；农业生产面向市场（而不是供农业经营者自己消费）的倾向在增长。根据邦政府所公布的西孟加拉五个县里250个农场连续六个年度（从1962-1963年度到1967-1968年度）的材料，尼尔玛尔·钱德拉未能明确无误地发现出这类倾向。他因此怀疑，“我们的国家根本没有经历一个资本主义改造，有一些社会经济力量碍阻着这种改造。”（尼尔玛尔·钱德拉）他把窒息新生的资本主义的指责，大部分归之于帝国主义：
    “在不列颠统治时期，殖民统治，毫无疑问，是最大的唯一障碍。它大大加强了农村中的封建的或半封建的因素，视它们为自己的天然盟友，直到后殖民时期，尽管帝国主义的桎梏取消了，这些因素仍起着主要作用，它们对进步无动于衷。””（尼尔玛尔·钱德拉1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