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特奈克解释说：她之所以设计出劳动--剥削标准，是为了说明农民中的不同阶级，在生产过程中，彼此之间必然会发生生产关系。阿舒克·鲁德拉，在他于1978年发表的三篇论印度农业中的阶级关系的论文的第一篇里，提出了一个论点，与此非常相似。不同的阶级，根据他的理解，“一向都被确定为阶级之间的矛盾”。阶级之间的关系是生产中的关系，可是（这里鲁德拉议论开了），“并不是所有生产中的关系都能确定为不同的阶级”。生产中的各种关系只确定各种“社会集团”而“只有某些社会集团才是阶级”。（阿舒克·鲁德拉1978a）
    这样，就从理论上排除掉一种义务--一定得把全部农业人口嵌进这一个或是那一个阶级范畴，于是鲁德拉就进而论证说：在印度农业中，今天存在两个，而且只有两个阶级。它们是“一个大地主阶级和一个农业劳工阶级”。后者包括无地劳工，有地产的劳工和不雇工的贫苦佃农。（鲁德拉1978c）
    就大地主这方面来说，在那些带有资本主义特征的大地主和沿着封建路线经营土地的大地主之间，鲁德拉认为，找不到什么矛盾。“在同一个地区，或者同一个村庄，甚至同一个家庭里”，或多或少带封建性的农民和或多或少带资本主义性的农民，可以同时并存。事实上，“在同一个农民身上，某些典型的资本家特征和另一些封建地主特征”，也会同时并存。鲁德拉还反对根据在经营中参加体力劳动与否来对“富农”与“地主”进行阶级区分。他坚持认为，在印度，种姓因素把这个标准给取消了。在某种情况下，甚至地产极少而且穷得厉害的小所有主，也不肯扶犁种地，只因为他们属于上层种姓。另一方面，由于机械化的引进，人们会发现，如例在旁遮普，拥有几百英亩土地的家庭的女性成员，也会自愿驾驶自家的拖拉机。按鲁德拉的观点看，大地主阶级是“一个单一的阶级”同时又是“一个混合型的阶级：部分封建、部分资本主义”。他指出这个阶级是“印度农业中的统治阶级”。除掉大地主和农业劳工而外，其余的人口可以丢开不管： “他们并不构成为（或者属于）某个阶级或某几个阶级。”这种非阶级性产生自下述事实：尽管他们自己之间也许有矛盾，他们跟上述两个主要阶级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矛盾，或者说，这类矛盾“是一种辅助性的”。只有两大主要阶级之间的斗争“才能够给农村结构的任何改革提供动力”。（鲁德拉1978c）
    在结论中，鲁德拉表明了他的阶级分析的政治含义。既然鲁德拉能把身上资本主义特征占优势的地主和表现出更多的封建主义轮廓的地主放到一起来看待，当然就不会在“那些相信历史进步的人们”的观点中发现出什么道理，这类人“在他们所假想的这两种地主的斗争中”，支持“他们所假想的资本主义力量反对他们所假想的封建力量。”他以嘲笑态度反对那种概念：“整个农民，从无地劳工直到农民资本家联合起来，向封建地主作战。”他宣称，这样的政治路线，“客观上只会出卖掉那些不属于统治阶级的整个农民大众的利益”，特别是农业劳工的利益。鲁德拉告诉我们：实事求是来看，这正是以前的那些农民运动中所实际发生的情况，这些农民运动“都是我国的那些政党领导的”，“归根结底，有利于中农和富农，而不利于无地的或有地的劳工。”与此相反，按照鲁德拉的论点所应遵循的政治行动路线应该“是一条农业劳工阶级反对大地主阶级的斗争路线，用不着因为统治阶级中某些成员比之别人表现出较多的资本主义特征而对他们有所保留”。（鲁德拉1978c）
    对于人们所通常抱有的阶级结构的想法，鲁德拉采取这么一种颇为激烈的处置，招来了普拉纳布·巴尔丹的一番评论，此人从前曾跟鲁德拉一道在西孟加拉、比哈尔和北方邦东部搞过一次大规模的土地、劳动和信贷关系的调查。（巴尔丹和鲁德拉1978）在列举了鲁德拉五个要点表示同意之后，他着重提出了两大分歧意见。首先，巴尔丹赞同鲁德拉所提出的命题--即：在印度农业中最重要的矛盾是大地主（包括富农）和劳工（不管是有地的或是无地的）之间的矛盾，也赞同鲁德拉对于左翼政党所采取的政治路线的批评。但是他责备鲁德拉，说他不该否认中农（既不经常出卖劳力，雇用他人劳动也不多）作为一个独立阶级的重要性。为此他引证了他的妻子卡尔帕纳·巴尔丹所编制的数据，这些数据是从1967至1972年在旁遮普、北方邦、西孟加拉和泰米尔纳杜等四个邦所进行的农场经营调查中采用来的。考虑到中农的数量，在印度一个地方与另一个地方之间的差异很大，他呼吁对这个现象进行更广泛的调查。巴尔丹还不赞同鲁德拉的下述断言，即：在大地主这个混合型的阶级中，封建因素与资本主义因素之间不存在任何矛盾。（巴尔丹1979）
    普拉丹·普拉萨德于1979和1980年，曾著文特别论述比哈尔的情况，而在实际上却把它扩大，包罗了整个北印度的印地语地带（拉贾斯坦，中央邦，北方邦），他在这里却提出了另一种农村阶级的阵列。正如门切尔对南印度所做过的那样（虽然不够准确），普拉萨德在这里指出了哪些种姓较易于在哪些阶级里找到。他的三个范畴如下：
    （1）上层农户，包括地主，他们认为甚至在自己的土地上干体力劳动也有损于尊严--上层种姓。
    （2）中层和下中层农户，他们可以在自己的农场上干体力活， 却不肯帮别家劳动。中层农户雇用农业劳工；下中层农户不雇--这些农户主要是“中层种姓的印度教徒（即表列部族以外的各落后种姓）”。
    （3）农业劳工，“他们中有相当数量的人有小块自耕土地”； 这些人“主要来自表列种姓、表列部族和某些中层种姓的印度教徒”。
    普拉萨德指出：中层农户，在过去三十年中，土地保有量增加了，各方面的经济地位变强了，因而与上层农户存在着尖锐矛盾--这种矛盾，由于受到“力量在上升中”的中层种姓和“一向占优势的”上层种姓之间的冲突的影响而加倍发展，变得更为尖锐。他还说到“以地主、农业经营家和大农为一方，以贫农为另一方”所产生的“新兴的矛盾”。这种对立关系是“从半封建的羁绊中”产生出来的，“随着半封建体制的瓦解”，它必将日益变得不太重要。代之而起的将是“上层种姓印度教徒的新式富农和贫农之间的另一种矛盾”。到了这个阶段（普拉萨德预告说），地主和大农将会放弃他们以前的那种抵制现代化的态度，“采取步骤，让他们的农业经营取得活力。”用他的话说就是：
    “种姓激情的煽动曾一度导致阶级矛盾的扩散，阻挠了农业的发展，而现在却转而成为一种积极因素，它将会让矛盾尖锐化，导致比哈尔的‘半封建’生产关系的解体。”（普拉萨德1979、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