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尼尔玛尔·钱德拉的意见，西孟加拉农村的半封建主义的根本特征，都已由杜里明晰而有说服力地指出来了。但是尼尔玛尔·钱德拉提供了两点修正。第一，他感到，巴杜里夸大了半封建关系在拖生产力后腿方面所起的作用：
    “因为，在西孟加拉的不同地区，分成佃户耕种的土地上已有了技术改进，其投入的资本常常是由地主提供的。只要让谷物分成比例来个改变，半封建的生产关系就仍然能够持续下去，尽管引进了新的高产谷物品种。降低佃户的分成比例，地主就能够让他永远贫穷，象以往一样”。（尼尔玛尔·钱德拉1974）
    按尼尔玛尔·钱德拉的意见，更为重要的是巴杜里忽略了“我国农村中大规模就业不足”的影响。这个至关紧要的失业和就业不足因素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说明半封建主义的停滞性问题：
    “（a）劳动力的价格被钉死在最低的可能水平上， 结果是：分成佃户的实际收人并不比农业雇工高……
    （b）从地主观点看，从这个体制或那个体制所勒索来的净剩余都是一样。
    （c）在讨价还价上，劳动者处于弱者地位，因此在新的生产可能性出现时，地主能够独断地改变分成比率，使之对自己有利”。（尼尔玛尔·钱德拉1974）
    谈到全国范围的问题，尼尔玛尔·钱德拉论证说：农村里大量存在的就业问题“大大限制了工业产品的市场”。工业产品在满足了出口市场、军用需求和城市“中产阶级”的消费需要之后，停滞成为不可免避的现象。
    “我们可以作出推论：劳动力剩余的规模，既达到了人类历史上也许是空前的程度，那就会延续半封建的体制。当然也不排斥会沿着现代化的道路取得有限度的进步。可是要是没有强有力的措施来大大减少这些剩余劳动力，我们就看不到有什么办法能走出这种恶性循环，能让资本主义深深扎下根去。”（尼尔玛尔·钱德拉1974）尼尔玛尔。钱德拉对于印度的工业资本有能力砸烂半封建主义的枷锁没有多少信心：
    “这个国家的工业资本，包括国家资本主义的力量，从相对意义来说，非常微弱。它似乎不能不依仗外国资本和外国技术，而外国资本与技术本身又给印度大规模的工业化工作设置了几乎无法逾越的障碍。……我们既然看不到目前的社会经济构成的范围之内，在工业战线上或者在剩余劳动问题上，事态会发生什么根本性的改善，那么我们就无法预期：什么时候工业资本将会在农业方面压倒高利贷资本，或者说什么时候，前资本主义的分成制将会消失不见”。（尼尔玛尔·钱德拉1975）
    因此他相信，把印度农业上的生产关系定性为“半封建的”，而不称之为“流氓资产阶级的”或者“患了软骨病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会较为有用。但是他对这种生产关系的正式称谓，却持谨慎立场：
    “但是人们在肯定性地确认半封建主义是印度农业或者说西孟加拉农业中的主导性生产方式以前，还必须对历史、经济、政治等诸多侧面进行更深入的钻研”。（尼尔玛尔·钱德拉1974）
    兰吉特·索对尼尔玛尔·钱德拉“把印度农业中的生产关系定性为半封建的”表示同意，并同意他的这一论点：“大量失业现象的存在削弱了农业中资本主义成长的推动力”。他还给半封建主义的顽固性增加了一层解释：小农，不管收益多么微薄，还是决心继续经营下去，因为没有别的可能出路：
    “为什么城市里的工业资本不深入农业，改造这种半封建方式？这种转变的某些前期迹象确实存在。被人称道的“绅士农民”真的降临到了乡下……可是这种倾向并不会有多大进展……既然在工业方面缺少相应的就业机会，小农就只好死守着他们的土地，把消费降低到令人无法相信的低水平。土地规模愈大，土地收益愈是增加，且不管这规律有效无效，农民资本家面对的是无法逾越的障碍：消灭不了小农场”。（索1975）
    尼尔玛尔·钱德拉又回头来讨论这个题目，在《新地》上发表了一组共三篇论文，根据他自己对三个村庄的调查提出证据，这三个村庄位于布德万县的水稻产区，该县是西孟加拉的最先进地区，在加尔各答市郊之外，本世纪六十年代被选为全国十六个县之一，搞集约性地区发展计划，大为得利。作者发现在这些村庄里，自从独立以后，生产关系已经经历了某些变化。旧的柴明达尔（他们是不从事经营的地主，经常不住在本地）家庭，仍然留在舞台上，仍然富裕，但在经济上已不处于金字塔的顶端。在村庄上占统治地位的是被称为乔特达尔的那么一种人，他们从前是享有永佃权的佃户，保有大片土地，或者出租，或者雇农业工人耕种；他们还不同程度地从事放债和做农产品生意。这是一个阶级，他们在1953年孟加拉正式废除柴明达尔制以前一百多年期间，一直在缓慢地取代柴明达尔，成为农村的领导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