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是：为什么那些明显不会同意甘地这种建设主张的知识分子政治家如尼赫鲁，以及大资本家如比尔拉，会跟甘地走呢？（这里且不说普拉沙德立即对“建设纲领”作解释与甘地的同异。）其实很简单。甘地主义的信徒是不多的。没有一个政治家象他那样身裹一小块布又披上一块布去乘四等火车（因有二等半一级，故名为三等实是四等）。但是，为向殖民政府夺取政权必须有真正力量，这力量首先是人的力量。这只能出于广大群众，当时却只有甘地能获得大量未受教育的群众（包括贱民）的拥护。因此，甘地说过：“非暴力”在他是信念，在国民大会可以只作为政治手段。这一点，他心里很明白，他的信徒和追随者也很明白。所以，连他本人也不过是取得政权的工具。政权到手，自然就“得鱼忘筌”了。他的建设方案理所当然地从来也没有被掌握政权的人所重视。
    从文化角度考察，甘地也是代表印度的悠久传统的，否则不会影响群众，产生力量。最简单说，印度传统文化有两条线，可以称为“婆罗门”文化和“沙门”文化，而世俗文化却被这两种文化的文献染上色彩掩盖下去了。公元前六世纪左右佛教、耆那教等等教派的兴起都是有政治和社会背景的。甘地走的是佛陀和耆那的道路。另一方面，世俗文化是非常注重实际的，不管涂上多少“婆罗门”或“沙门”的色彩也遮盖不完全。不但《利论》、《欲经》是无所顾忌地不讲“道德”，连各派《法论》（法典）也是残酷无情的。最明显的是大史诗《摩诃婆罗多》，以大神名义教授无情的“实际政治”（通行德语词realpolitik）。印度近代、 现代的民族主义历史说明，政治思想虽是新的，外来的，资本主义的，而表现形式却总是离不开本身文化传统。不结合这种“国情”（现在常用Eidos和Ethos作为术语以代表集体意识形态的两方面），不能成为历史性行动。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刺死甘地的人的情况。
    戈德塞（Nathuram Vinayak Godse第一字是本人名，第二字是父名，第三字是家族用的姓，这是西南地区婆罗门的习惯。他原取名Ramachandra后改用现名。 现照中国习惯只称姓。）属于西南婆罗门种姓的一个高级支派，称为Chitpavan （“心净”？）。这种姓的祖先曾经在文化上和社会上居于很高地位，而且曾经从事作战，表现勇敢，自认较其他婆罗门支派优越。在几乎没有刹帝利种姓的地区，这一支可算是文武兼备。但是在英国统治下，地位大大下降。戈德塞的父亲成为政府的邮政部门的一个小职员。戈德塞是长子，前面有三个男孩都夭折了。因此他在一个小村中生下来时，照古老迷信被当作女孩子抚养，鼻穿孔加鼻环（同戴耳环一样）。父母都是虔诚印度教徒。他从小便在拜神象和本身种姓优越感的气氛中长大。但他未能通过大学入学普考；靠自学熟读背诵梵文经典《薄伽梵歌》（神歌）、《瑜伽经》等及马拉提语古典诗歌；深通马拉提语（本地语言）和印地语，当然也会英语。他还熟读甘地、辨喜（维帷卡南达）、奥罗宾多、铁拉克、戈克雷等民族主义领袖的著作。据说他身材匀称，肤色不黑，举止端庄，温和有礼，是这一支派婆罗门的理想典型，同时当然也从小就有高傲和勇敢的心理。他父母有四子二女，他又未能上大学，家庭生计困难。于是他十六岁时就开了布衣店。这对自命高贵的婆罗门来说自然是心理上的屈辱。生意做不好，布衣店关门，于是只好学当裁缝。成为手工业工人，地位又低下一等。大约二十岁时，正当甘地领导全国民族运动达到高潮的1929-1930年，他投身政治运动，参加了以复兴印度教统治地位为目标的印度教大会（Hindu Mahasabha ）及在其实际领导下的更激烈的组织“民族志愿服务者集团”（Rashtriya Svayam-sevak Sangh，简称RSS，民族服务团）， 不久就成为浦那的该组织书记。他同时仍当裁缝，还要教授裁缝手艺以弥补生活费用。他对这两个宣传复兴印度教的组织仍不满意，后来离开了，自己组织了一个“印度教民族集团”（Hindu Rashtriya Dal）。1944 年得到一个出身于梵文学者家族的婆罗门阿普迭（Narayan Apte,1949年11月与戈德塞同被处绞刑）的资助，买下了一家报纸《前锋》（Agrani），宣传反甘地和反伊斯兰教及其他非印度教教派的政治主张，为政府禁止，改名《印度教国家》（Hindu Rashtra）出版。 他和阿普迭及弟弟戈巴尔·戈德塞（Gopal Godse），还有在他行刺前十天向甘地投炸弹的巴赫瓦（Madanlal Pahwa），是志同道合的小集团核心，也是行刺甘地的合谋者。
    集团虽小，来历却大。它代表了印度原有的一股社会势力。从戈德塞个人的出身经历只能看出他为什么成为这集团的一员，而这集团的政治主张却反映出重要的社会背景。在英国统治时期，除了西北部有拉其普特（Rajput 大概来源于Rajaputra王子，贵族）及锡克教徒的武士传统应当别论外， 旧文化中的武士传统比较集中于一东一西，即孟加拉和马哈拉施特拉；但这两地区旧有的所谓刹帝利种姓已经差不多绝迹了。印度教的这方面传统寄托于婆罗门中的一些支派，他们继承古代文化传统的“文、武”二路线之一。因此，使用武力的反英言论和行动，除西北部外，也出现于这两大地区。（西北和东南另有情况。）孟加拉情况较复杂，伊斯兰教徒很多（他们以后建立东巴基斯坦，现成为孟加拉国）。西南部说马拉提语的却先曾反抗伊斯兰教徒，后又反英。这里的婆罗门种姓中有的支派特别坚持他们的传统。尤其是戈德塞所属的这一支，更加怀有新旧怨气。一是因为他们从莫卧儿帝国时期起就受过全国性的伊斯兰教徒统治的气，地位下降。英国统治时期，他们用宗教眼光看，觉得是基督教徒欺压他们。二是孟买工商业兴起，使浦那只成为文化中心（并且是英国的一个驻兵区）。他们谋生日益困难，必须从事自己素来不擅长的“低贱”行业。三是除本地区的新兴工商业者和新文化（英国教育下的）工作者以外，特别是孟买的新兴势力对他们构成严重威胁。除统治者英国人和英语以外，从古吉拉特来的商人日益得势；他们和同讲古吉拉提语的帕尔西人（拜火教徒，古波斯人后裔）的经济和社会力量占了上风。有悠久丰富的文学和宗教传统的马拉提语地位反不如政治用语英语和孟买商业用语古吉拉提语。婆罗门种姓各支派也由此分化。用宗教眼光看，这正是古代经典（主要是史诗和往世书）所预言的末世危机到来。据说这时必定要出现降魔的威力。戈德塞所崇拜的沙瓦尔卡尔（V. D. Savarkar死于1966年）是这地区的所谓恐怖主义者的领袖，一生多半在监狱和安达曼群岛的流放中度过。（甘地死时他六十五岁。他使人想起法国的布朗基。）标榜复兴印度教而与国民大会对立的印度教大会的社会基础正是在孟加拉和马哈拉施特拉而主要是后者。这一派政治主张的文化传统来源和经济社会基础是很清楚的。
    当时这一派人对曾经统治印度的伊斯兰教徒和正在统治印度的英国基督教徒的宗教仇恨心理是不问可知的；但是他们的矛头却指向同是印度教徒的甘地，对他特别仇视，终于置之于死地。这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