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近代民族主义的构成内容
    近代民族主义的构成内容极其丰富，它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1.恢复民族自强自信的内容。恢复对中华固有文化的自信，可以说是近代民族主义最重要的表现。在近代民族主义者们看来，民族的文化传统是民族主义的源头活水，“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至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之，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斯实民族主义之根柢源泉也”〔10〕。因此，必须利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遗产来激发民族主义思想，“尽吸纳民族中所固有的精神势力”，“以保存族粹为第一义”。用章太炎的话说就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古事古迹都可以动人爱国的心思”〔11〕。孙中山也强调要恢复中华民族的地位，就先要“恢复民族的精神”，要恢复民族精神，就要恢复中国的固有文化固有道德：“我们现在要恢复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联合起来做成一个国族团体以外，就要把固有的旧道德先恢复起来。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图恢复”〔12〕。当然，孙先生完全是从新的意义上谈恢复和继承的。孙中山强调要恢复中国传统旧道德的见解，实际上是要把传统文化的尊严和民族自信都一齐恢复过来，归结到一点是强调恢复民族的自强自信的问题。这也代表着近代爱国者们的共同心愿。
    2.陶铸国魂，培养人民尚武精神的内容。近代民族主义者们鉴于中国积贫积弱、屡受列强欺辱，特别是在甲午战争中中国以其泱泱大国竟败于“蕞尔小国”日本之手的现实，认识到在近代弱肉强食、生存竞争的世界上，“柔弱之文明，卒不能抵野蛮之武力”，如果没有“尚武的人民”，行“铁血之主义”，那么“虽有文明，虽有智识，虽有众民，虽有广土”那也无法自立于竞争剧烈之舞台。而近代中国沦为“东亚病夫”，恰恰是由于“以文弱闻于天下”、中国文化中缺乏武士道精神以及“百忍成金”、“唾面自干”等古训成为中国人的人生信条所致。因此，在中国处于“群盗入室，白刃环门”的危迫处境中，如果不迅速改变文弱旧习，培养人民的尚武精神，增强国力，就难免陷于被吞噬的境地。陶铸国魂、培养人民的尚武精神已成为近代爱国者的共识。
    近代爱国者们无不强调“国魂”作为一个民族存亡之本的重要性，认为“国魂者国民之生源也。国丧其魂，则民气不生，民之不生，国将焉存”〔13〕。认定陶铸国魂是近代最紧迫的任务。陶铸国魂的问题实际上就是重铸民族精神的问题。国魂，实际上就是誓死以守祖国的爱国主义精神。一个古老伟大民族觉醒的中华之魂，正是仁人志士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奔走呼号于慷慨悲歌、于血洒疆场的抗争中构筑的。
    近代民族主义者们亦认识到人民是否具有“尚武精神”与国家的兴亡关系巨大，“民质能尚武，则其国强，强则存；民质不尚武，则其国弱，弱则亡”〔14〕。对于尚武精神的提倡、呼唤和寻求，使他们不仅把目光投注异域，从斯巴达精神、日尔曼文化和大和文化中汲取尚武精神的营养，而且，他们还从传统文化中发掘本民族生生不息的生命之根。梁启超特著《中国武士道》一书，弘扬先秦汉初的尚武侠风；《直隶白话报》的作者亦号召直隶人民继承先民“燕赵悲歌”的尚武精神和粗犷气质，以扫荡积弱已久的“柔弱的风气”〔15〕。1906年成立的苏州商会体育会亦以“尚武好侠”的“三吴古风”激励会员们。总之，被深埋已久的尚武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被发掘出来，获得了新的生命。
    总之，近代尚武精神主要体现为“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文化内涵。即在“体力”、“体魄”方面具有“坚壮不拔之体魄”、“壮健力”、“坚忍力”和“精勤力”，强调废除早婚、缠足陋习，强健人民体魄。在精神方面培养人民“百折不屈的精神”，即具有“临事而不惧，好谋而成，沉雄强毅，不屈不挠，小敌不侮，大敌不惧，有冒险进取之性质，独立不羁之气概”〔16〕。使中国人的精神风貌实现从尚文尚柔到尚武尚力、从儒到侠、从退隐不争到冒险、竞争、进取的转变。
    3.群体至上的国家主义内容。近代爱国者无不强调“公德”、“合群”对于国家强盛的重要性。强调国家的独立和自由，这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最具特色的理论内核。康有为认为“在万国竞争公德合群之时”，中国如果不讲求公德、合群等强国之法，必将难以自立于世界之上，强调“夫求强在合群”，在“合一国之群”〔17〕。梁启超也认为，在列强以民族帝国主义的方式的冲击面前，中国“非合吾民族全体之能力，必无从抵制也”〔18〕。他强调中国欲行民族主义于中国，最关键就是要有具备公德意识和合群观念的新国民。在他看来，所谓公德意识就是个体对群体尽义务的“利群”意识，就是视国事如己事的意识；所谓“合群”观念，就是个人对于群体“常肯绌身而就群”，小群对于大群“常肯绌小群而就大群”〔19〕的观念。只有这样，当外敌入侵之时，才能够“合内部固有之群，以敌外部来侵之群”〔20〕。而且合群的力量愈坚愈大，就“愈能占优胜权于世界上”〔21〕。严复也强调在生存竞争弱肉强食的近代世界上，“将使能群者存，不群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22〕。蔡元培也认为，合群就是谋取公共利益，个人要生存首先要保证群的生存，所以作为个人都应有“舍己为群之义务”〔23〕。总之，在近代爱国者那里，群体至上的国家主义是共同认同的价值取向，在这一价值取向的引导下，西方的独立、自由、平等学说也被赋予了中国特色的民族主义意义。具体讲就是，重国家的独立自由胜于个人的独立与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