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爱国者承认个人独立是国家独立的前提，梁启超就有“吾以为不患中国不为独立之国，特患中国今无独立之民”〔24〕的认识，陈独秀也强调“个人之权巩固，斯国家之权亦巩固”〔25〕。但同时，近代爱国者更强调独立的责任性，即是“各尽其对于团体之责任”强调个人对家庭、社会、国家承担责任是独立的重要内容。很显然，他们的着眼点还是在国家的独立上。在严复、梁启超、孙中山等人那里都有重视群体自由、国家自由的倾向。严复鉴于近代中国的危迫处境，强调指出中国最急迫的任务是争国群自由而不是小己自由。在梁启超那里，他提倡自由的真正用意是在内“用之向上以求宪法”，在外“用之以伸国权”，把群体自由作为内争民权，外争国权的手段。这是梁氏对自由的民族主义解释。孙中山尤为强调争取群体自由和国家自由的重要性。在他看来，争取国家自由，不仅能解决中国“一盘散沙”的问题，而且也是外争国权，建设一个强大富强的民族国家的手段之一。他说：“要把我们国家的自由恢复起来，就要集合自由成一个很坚固的团体。……这个大团体能够自由，中国国家当然是自由，中国民族才能自由”〔26〕。总之，强调独立的责任意识，重视群体的自由和国家的自由，这是近代思想家关于国民道德建设中最具民族主义的主流观点之一，其用意显然是为了形成民族国家以抵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服务的。
    4.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反帝爱国内容。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是近代民族主义的重要内容。随着腐败的清王朝被迫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之后，有关涉及危害中国主权的治外法权、协定关税、最惠国待遇等问题也就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王韬、薛福成、郑观应、曾纪泽等人都曾强烈要求废除外国的特权，维护中国在司法上与外国的同等地位，重订税则，收回利权，“守我利权，富我商民”，维护中国关税自主权。曾纪泽在《中国先睡后醒论》一文中公开向西方世界宣称“中国业已醒来”〔27〕。从而代表了中国人民自尊自强的呼声。
    近代中国的反帝爱国运动以反对清政府同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的拒约运动而进入一个新阶段。20世纪初爱国者曾领导了多次具有较大规模和声势的抵制外货运动。如1905年以抗议美国政府迫害华工、要求废止和修改禁约为导火索，在国内十多个省市掀起声势浩大的抵制美货运动；1908年因日轮“二辰丸”私运军火事件而在南方各省爆发了抵制日货运动；同年在青岛又发生了抵制德货运动。
    20世纪初年的保路运动和收回矿权运动也集中地体现了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爱国内容。近代爱国者们认识到帝国主义列强利用不平等条约攫取中国的铁路修筑权和管理权以及矿山开采权对中国的危害，“铁路、矿山半归外人之手，国命不绝如缕”。外国垄断了经济命脉是使中国主权丧失、经济贫困的根源之一。基于这一认识，爱国人士积极倡仪自筹股款兴修铁路，以“挽回利权”。如苏杭爱国绅商为了不让英国夺取苏杭甬铁路修筑权的阴谋得逞，召开保路集股大会，表示不但要集股筑成苏杭甬路，还要赎回沪宁路〔28〕。此外，1911年四川的保路运动最为声势浩大。在开展收回路权运动的同时，近代爱国者也展开了收回矿权的运动。如山西爱国绅商创设的“保晋矿务公司”，山东倡立“保矿会”，安徽绅商争回铜官山矿等等的收回矿权运动，都可以看成是维护国家主权的民族主义内容。
    除上述内容外，其他诸如反洋教运动、反侵略斗争等，也毫无疑问属于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反帝爱国运动内容。笔者认为，站在主张国家平等主权独立的理性高度而采取的维护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的言行，更能反映近代民族主义的本质。
    5.全面赶超西方的内容。中华民族危机意识的不断加深，势必催发其强烈的赶超意识。而当着近代人愈深刻地认识到“不如夷”之时，这种赶超意识也就愈加强烈。魏源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观点可以说是甲午战争之前最具民族主义的赶超意识的表达方式。他强调只要中国向西方学习，达到“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之时，就会出现“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29〕的局面。对中华民族赶超西方表现出了充分的自信心。
    甲午战争后，全面赶超意识更内化为近代民族主义者们的一种价值取向。具体表现为“师日风潮”的兴起以及以日本为楷模而进行的维新变法运动。
    笔者认为，全面赶超西方的意识在近代民族主义者那里已成为他们对中西社会发展程度比较基础上的理性思考。梁启超认为，西方文化经过几百年的积累和发展已经达到“凡一名一器，莫不有学，理则心伦生物，气则化光电重，业则农工商矿，皆以专门之学为之”的程度，中国社会若想取得跳跃性的进步，就必须向西方学习。他提出赶超西方的具体办法是，通过“译西书”，选择西方有用之书译成中文；借道日本吸收西方文化。借道日本可以大大缩短吸收消化西方文化的时间，“中国人而得此，则其智慧可以骤增，而人才固可以骤出”〔30〕。最终达到与西方并驾齐驱的目的
    孙中山也认识到仅仅恢复“国粹”还远远不够，主张“还要去学欧美的长处，然后才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如果不学外国的长处，我们还是要退后”〔31〕。学习外国就是要迎头赶上，并不是跟在他人的后头亦步亦趋，而要“跟上世界的潮流”就要学习中国没有的东西。在他看来，外国的长处是科学。他赞扬西方“因为这种科学的进步，所以人力可以巧夺天工，天然所有的物力，人工都可以做到”〔32〕。近代科学已经发展到电气文明时代，作为赶超战略，起步就应先从最先进的电气动力开始，只要跟上世界的潮流去学习外国的长处，就可以学得比外国还要好。他指出，日本是“后来居上”的榜样，日本学习欧美文化不过几十年，便成为世界列强之一，他相信凭借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只要全力赶超，一定会取得比日本还要大的成绩。
    蔡元培也提出赶超西方的问题。他认为学习西方必须选择捷径。连日本学习西方“行之且五十年，未敢曰与欧人达同等之地位”〔33〕中国如不奋起直追，不仅差距会日渐拉大，而且还有被世界淘汰之虑。总之，全面追赶西方发达国家的赶超意识，已成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独有的内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