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华盛顿辞去总司令的职务只不过是暂时的引退，不久又被请出来参政，担任要职。因为当时只有他才能组织起一个有威信的、稳定的中央政府，团结最广泛的支持者，在民主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统一国家。在人民的心目中，“他的名字是和革命的成功紧密交织在一起的”，举国上下都把他看作是“民族解放的象征”④。1789年，他当选为合众国第一届总统，同年4月30日在纽约宣誓就职。
    华盛顿之所以重返政坛，是由于当时他非常担心“不安于现状”的大财主利用他们的威力和财力兴风作浪，甚至不惜牺牲民族利益复辟殖民统治。他认为当务之急是建立一个能够联合共和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的新政府，加强对联邦的集中统一领导；否则十三个拥有独立权的州各霸一方，自行其事，争权夺利，互相倾轧，很快会毁灭整个国家。这就需要一部新宪法，赋予未来的政府足以维护国家独立统一的权力。但许多小农表示，只有华盛顿出来领导新政府，才赞成批准1789年制定的、基本体现了这一原则的新宪法。这样，接受总统职务就成为华盛顿义不容辞的责任。
    华盛顿连任二届总统。当时北美社会危机四伏，矛盾重重。他虽然作出了很多努力，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他坚决拒绝竞选第三届总统。1796年9月17日，他发表了著名的《告别词》，次年3月正式退休。这时他刚好65岁。
    目前我国大部分史书往往仅从消极的方面看待华盛顿的这一次引退，对它的积极意义和进步作用则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充分的肯定。依笔者浅见，应从两方面研讨这一历史事件。
    首先，应该看到华盛顿的第二次引退，确实有主、客观的消极因素。
    革命胜利后，北美虽然在政治上获得独立，但在经济方面仍未摆脱英国的控制。这不能不影响美国的内外政策。由于工业资产阶级和现代无产阶级还未成长起来，金融资产阶级和大种植园主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和政权机构。他们不可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真正解决关系国计民生的土地问题和解放农奴问题。这就使国内阶级矛盾、阶级斗争日益激化，从根本上动摇了新政府的基础。
    况且，作为大种植园主和农奴主的华盛顿，也不能不受其阶级出身的局限。他刚上任时，尽管不能坚决站在民主派一边，但总试图在民主派和代表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汉密尔顿派之间进行调和，竭力维持一个团结统一的局面。他出于这种目的，挑选了著名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袖、《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托马斯·杰斐逊担任国务卿，请汉密尔顿出任财政部长，组成了第一任内阁。但实际上他不可能长期保持这种不偏不倚的态度，在处理一些重大问题时，往往就自觉或不自觉地倚重汉密尔顿。当杰斐逊和汉密尔顿之间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时，表面的平衡就难以维持下去，必然使华盛顿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1792年大选前，华盛顿曾经打算退出政治舞台，只是由于两派出于不同的目的苦苦相劝，而大选的结果又是一致通过，他才勉强留任。
    在华盛顿的第二任内，政府的各项政策逐渐为汉密尔顿派所左右，越来越不得人心，特别是由于它在几个关键性的事件中失策，而陷入严重危机之中。例如，1793年2月，英法开战， 华盛顿没有理会美国人民的强烈呼吁和杰斐逊的合理要求，反而采纳了汉密尔顿的意见，拒绝履行美法同盟条约⑤，背信弃义地宣布严守中立，未给法国以应有的支持，从而激起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并直接导致了杰斐逊的辞职。又如，他听信汉密尔顿的谎言，派兵镇压了“威士忌酒起义”⑥，使他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和威望一落千丈。尤其是当群众获悉华盛顿同意美英“杰伊条约”⑦之后，批评的声浪汹涌而起，甚至连南方种植园主都和他疏远了。面对这种内外交困的局面，华盛顿感到束手无策，便选择了退休的出路。
    其次，还应该看到华盛顿第二次引退的积极因素和进步作用。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华盛顿宣布退休是非常明智的，但这并不是可供他选择的唯一道路。自从文艺复兴以来，欧洲各国大都确立了中央集权的君主政体，联邦制共和国仅仅在尼德兰和瑞士这些小国中保存下来。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各国又普遍崇尚资产阶级的君主制。这股政治思潮显然对北美大陆有深刻的影响。汉密尔顿分子就是英国君主制度的狂热崇拜者，他们曾直言不讳地说，“宁愿要一个君主政体，也不要共和政府”⑧。反民主势力曾不止一次怂恿华盛顿登上王位。如果华盛顿实行军事独裁统治，无疑会得到这股力量的拥护和支持。况且由于美国的1787年宪法并没有规定总统的最长任期，他即使一直连任下去，担任终身总统，从法律的角度来说，也无可非议。那么他为什么不走这条道路呢？除了客观原因之外，主要还取决于他一贯的政治信仰。